某些爱好大概是天生的,比如我对于书的热爱。
自己买书,也是在初中开始的。那时,家里经济条件还不好,我并没有零花钱,实际上也不需要零花钱,但只要我提出买书,父母总是很支持。
从初中开始到现在,买书也有差不多40年时光。我没有统计过自己有多少书,大概不到一万册吧,并不算多。其中多数是我工作所需,还有一些业余消遣的读物,线装书只有几种,没有什么珍本、善本。但敝帚自珍,这些书是我的最爱,每一本书都有我的回忆。
年轻时,逛书店、书摊、书市是我的一大爱好,一段时间不去就觉得生活缺少了什么。20世纪90年代以来,北京出现了不少自发的书摊。这种书摊我逛得最多,也最期待。当时,我住在五棵松路北金沟河附近。每到周末,附近的永定路从复兴路口往北到金沟河数百米距离,道路两侧摆满了书摊,都是就地摆摊,颇为壮观。后来,先后迁移到玉泉路、八宝山等地,书摊越来越少,最终消失。
逛这些书摊是我的爱好,当时还是单身,几乎每个周末都去。这么多的书摊,弯着腰或蹲下去一家一家看过去,实在很累,但就算没有购书,也觉得愉快,何况购书还不少,好书也不少。比如,我曾经花10元淘到《中国近代货币史资料》(第一辑)上下两册,分别以2元、5元、2元三次配齐《胡适来往书信选》上中下三册。
品相不好是地摊购书常有的遗憾,不过我并非藏书,并不太在乎品相。90年代,我还常到北大及附近逛书摊,淘到不少好书。印象最深的是,在成府路一地摊以10元购得1936—1940年的《浙光》杂志30余期,系浙江地方银行编辑出版,上面居然有我工作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前身,即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藏书章。社科所在1937年“七七事变”后,辗转到长沙、衡阳南岳、桂林阳朔、昆明、李庄各地,其图书还曾暂存贵阳花溪等地。抗战胜利后迁回南京。1952年底迁回北京后,经济所又几经搬迁。这些杂志随社科所、经济所经历了战火和多次搬迁,不知何时何故又从经济所散出,见到时真是惊喜莫名。虽然我当时的研究范围并不涉足民国经济史,且因经济有限,很少购买近现代史方面的书,但还是毫不犹豫地当即买下。
其他地方的书摊,我也曾专程前往。有一次,专门去东郊某集市内的书摊,购得著名历史学家侯外庐的回忆录《韧的追求》。某次我从西四环的金沟河前往位于东四环附近甜水园的北京图书批发市场。当时,地铁一号线只到复兴门,更没有六号线,记得是从定慧寺(那时还没有定慧桥)坐公交车到某地,转9路车到金台路终点,再步行到图书市场,路上花了很长时间。在图书市场,见到若干简陋的平房,转了一圈,感觉不佳,也可能是因为路途疲劳。只记得买了一本影印的书,印象中这个市场好书不是很多。2002年后,我在甜水园住过8年,图书市场后来改建为大厦,与我家近在咫尺,经常顺便进去,但大概只买过三五本书。
著名的潘家园,我去得并不多,1996年后的购书目录,发现只去过十余次,购书五十余册,大多为普通常见书,好书并不多。著名的琉璃厂,原来也常去。每次只能力所能及地购置一些专业书和业余消闲的书。
我手里的书,有的只在购入时翻过,有的只用以备查,有的认真读过,也有少数包含了我的研究成果。我的一套《明史》,是在杭州大学读本科时购置的,当时并没有看过。直到1986年9月,我进入南开大学,跟随恩师郑克晟教授读明史方向的硕士研究生,才开始认真通读《明史》。除天文、五行、历法、礼、乐等志外,其他的都逐页逐卷地认真研读了,做了许多标记,书中还夹了很多小纸条,以至于很多册书都鼓起来不少。研读过程中,还写了一些小札记。
当时,四人一间宿舍,有一位家在天津的同学并不住,我们三人便各据房间一角,每人配一个亮黄色的小书桌。我当时的台灯灯罩是桔黄色,在这样的氛围下读书,感觉是很温馨的一件事。那时候,我生活简单,心无旁骛,专心读书,现在很是怀念那段读书时光。郑天挺先生曾一再强调“精读一本书”,建议精读《明史》,可以对有明一代历史有一个整体了解。我正是在郑克晟教授的指引下,通过三年的研究生学习,得以初窥读书治学门径。
我有不少师友的赠书。看到这些赠书,就使我想起前辈的鼓励关爱,同辈朋友的勤奋精进,年轻一辈的后生可畏。我的书架上,摆放着经济所前辈方行先生的三本论文集。其中,《封建经济论稿》和《清代经济论稿》是方老师生前出版的,《中国古代经济论稿》方老师未能看到它的出版。承方老师错爱,这三本论文集我多少都参与过编辑出版过程。此外,我还有一些方老师的赠书。
我购买过不少学者的散文、日记、回忆录,以及回忆研究晚清至当代学者、学校、学术机构的书,很喜欢这类书,有的书读过不止一遍,有空就拿起一本翻翻。读这类书,即使随便翻翻,内心也充满了愉快。从大的方面,可以观察学术史;从个人角度,可以学习前辈学人道德文章,嘉言懿行,常常有“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之叹。
值得一提的是,我的书架上还有几本烹调书。1989年6月底,我进入经济所工作,即入住集体宿舍,至2002年才搬走。宿舍在五棵松附近某干休所一栋筒子楼(8号楼)的二三两层。从1988年开始,经济所、农发所、工经所、财贸所及哲学所等都曾分别租用,大概到2010年代为止。
干休所的食堂饭菜很简单,我们就在筒子楼的公用煤气灶上自己烧菜做饭。由于每层楼只有一个煤气灶,每到晚上排队做饭时,经常会发生一些趣事。那时,我对烧菜产生了浓厚兴趣,于是买了一些烹调书来学习。后来,也能做几样家常菜,味道还凑合。书架上的这几本书,让我回忆起集体宿舍简单、艰苦而快乐的单身生活。“五棵松”,已经成为我们集体的美好回忆。
(《中国社会科学报》11.28 封越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