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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1月13日是一个非常普通的日子，但对于我来说，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我见到了远在中国台湾的同父异母的哥哥！直到现在回想起来，我都好像经历了一场梦。然而，这场梦似乎太长了。我的父辈、我的兄弟姐妹们，为此经历了50年的等待，演绎了50年的悲欢离合。
父亲的第一段婚姻
我已忘记从何时起知道自己有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由于很长时间内我们都在父亲“历史问题”的阴影下生活，因此对兄弟姐妹的骨肉之情感受很浅，更不曾想有朝一日会见面。
我的生父辛毓庄1935年进入北京大学外语系学习，后随西南联大迁往昆明继续学习，1938年毕业。在昆明时，他结识了当时在云南航校做职员的青年女军官、云南昆明人杜光昭。两人未经家长同意便“私奔”并举行了新式婚礼。
父亲毕业后，先后在昆华女中和云大附中担任教师。为躲避日军轰炸，云大附中一度搬到距昆明较远的路南县（现石林县）。彼时父亲和杜阿姨已育有一女一儿，艰苦的生活条件使得出身不同的夫妻俩产生了尖锐的矛盾。1945年抗战结束，组成西南联大的三所学校各自复校。父亲到了北方，受柳无忌先生的邀请，在南开大学外语系任讲师。杜阿姨则带着两个孩子去了上海，投奔了她时任国民党空军军官的哥哥，夫妻俩就此分手。后来，杜阿姨带着孩子随着娘家亲人去了台湾。
1948年年底，父亲被吸收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时，由于父亲已经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所以中共地下党组织决定让他越过封锁线，到解放区去。临行前，父亲把仅有的珍贵物品——眼镜和两个孩子的照片托付给和他同住单身宿舍的教师。
1949年1月15日，父亲随着解放军的炮火返回天津。不久，父亲就被调到市里工作。那个时期，他40岁出头，多年的学问积累和工作经验都在朝气蓬勃的新时代得以充分发挥。
然而，1955年夏天，“肃反运动”开始，父亲不幸地成为被审查对象，满腔报国热情无处施展。在一个无人的清晨，他从统战部的三层楼上跳下，结束了44岁的生命。
父亲丢下了他所珍爱的、分离在海峡两岸的儿女。20世纪50年代以后，我头脑中的父亲，越来越成为填写履历表中的“难言之隐”。而对于同父异母的哥哥姐姐，几乎毫无认知。
叔叔带来台湾亲人信息
20世纪70年代末，大陆开始改革开放，台湾到大陆寻亲之风兴起。有一天，在天津财经大学任教的辛毓兴叔叔忽然找到我，我才得知自己在台湾还有姐姐和哥哥。
那次会面后，毓兴叔叔陆续带给我们身在台湾的哥哥姐姐以及他们的母亲杜光昭阿姨的信息。通过哥哥那一页页清秀的字体，我得知杜阿姨到台湾后一直想念着父亲，没有再婚。她经常教诲哥哥姐姐学习父亲的人品、学识。后来，杜阿姨50岁时溘然长逝，令人感叹唏嘘。
我曾按照信上地址给哥哥寄过照片，也曾给已移民加拿大的姐姐写过信，并得到过姐姐的回信。我虽热切盼望会面，但心里觉得这个愿望当时不好实现。
亲情又一次被搅动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一天，毓兴叔叔告诉我，哥哥辛意云几天前来过北京，想寻找父亲葬在天津的坟墓。当他从家族一位名叫辛淑瑞的姑姑那里得知父亲的遗骨不复存在时，一下子就哭了出来，天津之行自然也取消了。闻得此讯，我顿生愧疚之心。离散40年后，哥哥姐姐要回来寻找父亲的归身之处。而我与同父同母的妹妹谢思津，竟然无法保护父亲的遗骨，而且到现在也没有找到父亲的坟墓，真是惭愧至极！我和妹妹紧急协商，她表示再次积极寻找，而我则在1993年赴北京拜访辛淑瑞姑姑，迫切想得到关于哥哥的更多信息。
从淑瑞姑姑那里，我得到了两张哥哥的照片，发现他和父亲长得极像：肤色、额头，还有眼睛。拿到照片的当晚，从未失眠过的我睡不着觉，一次次地把照片拿出来仔细观看，感受着属于父亲的相貌特征。在我的家庭中，我一直是大姐姐，从来没有过哥哥姐姐。而现在，一个生动的哥哥带着与我们非常相像的面容向我微笑着。我心潮澎湃，真切地体会到“血浓于水”的深刻含义。
姑姑告诉我，哥哥临走时表示不久会再回来，而且会到天津探望我和妹妹。这个信息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时刻盼望着见到与我血脉相连的哥哥和姐姐。
同胞兄妹50年后终相见
一直盼望与哥哥见面的我，终于在2002年有了到台湾看望哥哥的机会。那一年，南开大学经济学院与台湾淡江大学校友会举办了交流项目，我被学院安排赴台参加交流。行程定在2002年1月11日，而我与哥哥的会面则安排在1月13日。
那日9点过后，我看见一辆出租车驶进住处，从上面下来的人正是照片中的哥哥。他个子不高，带着我已在照片上熟悉了的笑容，慢慢探寻着向我走来。就在我们把目光凝视在对方的脸上时，我竟稀里糊涂地把手伸了过去。结果我们以朋友的礼节相互握手，完成了这一“历史性”的见面。
我怀着紧张的心情领哥哥上楼，开始了50年来的首次兄妹畅谈。哥哥将他的经历娓娓道来，我用心地聆听，间或插话，好像多年以前我们就在一起谈过话、叙过家常一样，熟悉而坦然。我的心渐渐地平静下来，被哥哥的平和安静所感染。
在此期间，哥哥介绍了他所研究的领域：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美学史和比较宗教研究等。我惊异于他研究领域的广泛，并得知哥哥是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关门弟子，更深的敬佩油然而生。
我们的聊天内容多围绕哥哥从事的学问研究、哥哥研究国学的理念：他和他的导师钱穆先生，是要从中国的古代文化中挖掘出养育中华民族几千年成长的积极向上的精华，并弘扬这种精华，使之发扬光大，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哥哥的思想深受中国人本主义思想的影响，更受他的导师钱穆大师的影响。钱穆强调人要成为自我的人，随心所欲，随遇而安，而不为世事所左右。做学问也是为自己内心的真实感受而做，而不为外界力量所干扰。哥哥在高等学府任教20多年，但却无意申请高级职称。他的演讲风靡台北，学问堪受赞赏，但却很少发表论文。他学识高深，家里藏有200万字的学习心得，但却无意著书立说。和常人相比岂非怪人？但如果你探究到他的思想深处，对他的行为不仅能够理解，而且还会叹服。
自从2002年见过哥哥后，我就有了一个想法：哪一天，我的兄弟姐妹能够聚在一起，共享亲情与天伦之乐？真没想到，后来我的这个愿望竟然得以实现。我的哥哥、姐姐和姐夫在之后的几年中先后来到天津探望我们，我和妹妹也多次前往异地去拜访他们。而在2015年1月，我和妹妹以及同父异母的弟弟飞到台湾，姐姐和姐夫也回到台湾，我们终于聚到了一起！
从父亲出生的1911年开始算起，我的家族已经走过了108年的历史。我们分离了半个多世纪，最终迎来了欢聚！如果父亲在天有灵，他一定会微笑！
（《今晚报》11.29 谢思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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