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童年

　　父母说我是1966年5月22日出生的，而到了那年9月底，也就是我出生后4个月，我就随着父母从上海迁到了贵阳郊区的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贵阳叫乌当区，新添寨，四面环山。工厂从山里沿着家门前的小河修了一条路，这条路就通往寨子。记忆中寨子就是外面，贵阳市就是宇宙中心了。

　　大部分的时间，我们小孩子就在这四面有山的小山坳里游荡。在生活区后面的山上，可以采到板栗。板栗外面是一圈绿色的外壳，外壳上长满了长长的刺，像极了一个刺猬。小心地摘一个下来，再用鞋底在地上搓，把刺搓掉，然后扒开外壳，就看到里面褐色的板栗。我记得我喜欢生吃，拿回去炒熟了会缺了生的时候那股清甜的香味。

　　蜻蜓有时候在空中停在你眼前，这样的时候一般我们不去抓它。但是如果它停在某根小草上，那就不一样了。所以，在河边，在田埂上，你会看到许多少年，面对着一个方向，弓着腰，缩着头，手探向鼻子的前方，一步一步地小心挪动，很像许多打仗电影里日本鬼子的工兵在路上探地雷。如果抓住一个，就用线头在蜻蜓的头和腰部之间绑上，手抓着线的另一头，重新让它飞，小孩就跟着跑。

　　门前的那条河，无论宽度和深度刚好称得上是河而不是水沟或小溪。那里面的小鱼从上面看下去有着半透明似的灰白的身体，你站进水里，用手从后面包抄过去，鼻子几乎已经贴在水面上，你屏住呼吸，一点一点地包过去。我记得一百次这样努力的合拢，最后的场景都一定是个绝望的小孩，在水花四溅中大叫一声“我碰到它了”！

　　山和水在一定范围内是归我们私有的，超过一定范围就不是了。比如小河快到寨子的地方，也就是工厂修的路快到寨子的地方，很自然就归了当地的孩子们了。他们经常在山上，你不小心进入了他们的范围，泥块就从山上扔下来了，所以我们的旅行一般就到这里结束，并迅速离开是非之地。我们的旅行有时也借助交通工具，解放牌卡车从厂里出来，经过家属区，我们就从后面追上它，用手扒在车后的铁链或任何能搭手的地方，脚蹬保险杠下面的某个拖钩上，我们就可以比跑着快许多倍地穿过我们这片领地。但我更喜欢坐马车。经常有农民们的马车经过，大部分是卸完货物之后的空车，车夫坐在马后面的车辕上，抽着烟，鞭子斜搭在肩上，不急不慢地溜达过来，我们追上去，翻身坐在一起一伏的车架后面。遇到脾气不好的车夫会骂一句让我们滚下来，但无论遇到骂与不骂的车夫我们都不理他，自顾自坐着。我喜欢这个时候，因为这比走着快，又比卡车慢，能在刚刚好的时间里一颠一颠地享受穿过我们这片领地的马车旅行。

　　和所有农村长大的孩子一样，我的肚子胀鼓鼓地像个西瓜。这一点我以后一直没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在寨子里的孩子都有一个胀鼓鼓的肚子。后来回到家里，为了释放我肚子里的气，母亲经常在夜里卷一个纸卷，点上火将一头烧红，像点着的烟头，在我肚子上熏，直到我能放出一个屁来。

　　对寨子的另一个印象是赶集。每到赶集的时候，工厂里的工人都会去到寨子上。我喜欢赶集是因为可以吃到在家里吃不到的东西。记忆中最喜欢的两样食物，一个是油饼，一个是牛肉粉。

　　牛肉粉是贵阳的特色小吃，粉店离油饼摊不远，店里摆着几张矮桌子，店门口就是一口冒着热气的大锅，店小二一直不停地在锅里下粉、捞粉，然后放调料，一视同仁，不管你能不能吃辣的，每碗都一样。每一口都会辣得人头皮发炸，拼命吸溜嘴，然后不等辣味消除，接着再吃，越辣越停不下来。桌子上还会摆着很多干净的碗，实在受不了了就拿个大碗到门口的自来水管子里接一碗凉水喝下去涮嘴。印象中不是我一个人被辣得够呛，周围很多当地人都不停地冲到水管边漱嘴，每个人的两片嘴唇都红红的，像肿了一样，漱完嘴再冲进去接着吃。

　　看露天电影应该是那个年代很多人的共同经验，我们工厂也不例外。看电影要占位子，占地方的任务都是各家的孩子包揽了。星期天的早上，各家各户的孩子起来之后第一个事情就是往空场跑，最心急的甚至这时候就带上几个凳子。但是比较流行的占地方的方法是用石头码出自己的地盘。我们从边上捡来石头，一块一块地码出一个方块，然后在方块里的土地上写下自己的名字。虽然偶尔会为争地盘而争吵，但大部分时候还是非常文明的，大家都对每家有几口人了如指掌，所以码地盘的时候都非常守规矩，该多大就多大。

　　如果遇到已经看过不止一遍的电影，位置可能不需要占了，但放映的时候人是必须要去凑热闹的。没有占位置的孩子就围着人群转着玩，有时爬到树上，有时钻到银幕背面。厂外寨子里的农人也很自觉，绝对不会参与我们的占位置活动。他们会在天快黑的时候过来，爬到边上的山坡上，或直接坐在地上就看了。

　　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周日不再放电影了。同学聚会上有人说：“很奇怪，你走了以后很多事情都不一样了。”

　　其实不是因为我走了或是谁走了，而是时间走了，童年结束了。

　　（《薄薄的故乡》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出版 王小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