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代帝师庄士敦的教授生涯

    二十年代中叶，溥仪和他的一套皇家班子被赶出了皇宫，“帝师”庄士敦也只好就此下课。五年后他结束在中国的工作返回英国，重拾教鞭，当上了一名汉学教授。

    1931年3月底，庄士敦被正式任命为伦敦大学东方学院汉学教授，这个位置可以说来得比较轻松。虽然招聘消息一经公布，先后有九人提交申请，但进入3月初最后面试的只有庄士敦和叶女士（Evangeline Edwards）两人。面试重点考察口语水平，庄优势明显。当初请他当帝师，正是看中这一点。溥仪的评价应该可以一锤定音：“他的中国话非常流利，比陈（宝琛）师傅的福建话朱（益藩）师傅的江西话还好懂。”叶女士虽然也在中国当过传教士（1913-1919年），和庄比起来，毕竟资历尚浅。再说教授遴选委员会中还有庄的熟人，其中骆克哈特一言九鼎，乃是庄在威海卫的老上级，也是二十多年的老朋友。

    当上教授后，庄士敦发现情况远不如想象的那么美妙——每周上课14小时，大部分都是基础的汉语训练。这当然是东方学院的性质决定的，自1917年建院以来，它的培养对象一直就是那些准备去英国殖民地的官员和商人。语言训练离不开重复，一段时间还可以，天天如此、年年如此，确实让人难免厌烦。课程乏味，人际关系也不佳。中文系是小系，庄士敦是教授兼系主任，手下两员大将。一位就是叶女士，她从中国回来后于1921年开始在东方学院任教，工作十年想竞聘本系教授职位，结果被庄士敦这个外来户抢走了，她的心情可想而知。另外一位是卜道成（Joseph Bruce），也曾在中国传过教，是原先的教授，庄士敦就是接了他的位置。卜不当教授，但继续留在系里上课，按小时付费，待遇类似外聘教师。面对这两个心怀不满的下属，庄士敦的策略是躲，上完课立刻回家。

    1934年卜道成去世后，庄士敦要求招聘新老师，但校方以经费紧张为由拒绝。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庄士敦最终拿出自己的工资雇人上课。

    东方学院本来对庄士敦抱有很高的期望，他在中国政界、商界、学界人脉那么广，怎么着也能给学院带来点资源。但庄士敦完全不领会这一意图，后来甚至连系主任会议也经常无故缺席。1934年，就在他为《紫禁城的黄昏》一书春风得意的时候，学院开始酝酿请他退休走人（当年10月庄士敦60岁）的计划，但最终经过斗争还是将时间延长到1937年9月底。学院做出让步主要考虑到庄士敦的国际影响，随着《紫禁城的黄昏》的热销，庄已经算得上一个文化名人，学院对他必须谨慎。好在庄士敦自己也不太想干了。

    庄士敦在教书厌烦透顶的时候，多次萌发过辞职的念头。但自己辞职是一回事，被别人赶走是另一回事。为了报复院方对自己的算计，在延长聘用协议达成后不久，庄士敦就提出请假去中国看望溥仪。1935年8月庄士敦经过日本到达长春，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

    从长春回来之后，庄士敦的教学工作每况愈下，更加心不在焉。作为教授，他是彻底失败了。

    当初东方学院选人，太看重口语而忽视学术。其实就学术而言，叶女士是更合适的教授人选。她在去中国前的学历是本科，回国执教东方学院后不断提升自己，1925年获硕士学位，就在申请教授的1931年，她又凭借研究唐代小说的论文取得了博士学位，完成了从中国通（传教士、外交官）向专业汉学家的过渡。就西方汉学的发展来说，专业化、学术化是大势所趋，叶女士代表了这个方向。1937年庄士敦退休后，她接替了系主任的位置，并于1939年成为教授，从此东方学院中文系走上了科研和教学并重的正轨。

    （《文汇报》11.22 顾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