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治中的选择

    70年前,在中国政局的巨大变革面前,每个人作出了不同的选择。

    张治中是蒋介石的“心腹重臣”，曾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等要职。同时他又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他坚持国共两党和平共处，是唯一一位没有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1949年3月26日，中共中央进驻香山的第二天，毛泽东就对国共和谈作出决策，决定在此前八项条件的基础上再行谈判，时间定在4月1日，地点北平。

    南京方面派出了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一行二十余人。中共方面则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张治中到北平谈判前曾去溪口请示依然掌握实权的蒋介石，周恩来为表抗议，并没有前去机场迎接他的老朋友张治中。不仅如此，还在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下榻的六国饭店拉了一幅“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的大标语。

    4月2日到7日，双方代表就八项条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个别交换意见，主要议题是“战犯”和“渡江”两项。谈判过程中，双方在惩办战犯、战争责任等问题上争执不下。中共要求以八项条件为基础解决问题，南京政府却一厢情愿地坚持“划江而治”，这使张治中进退维谷、左右为难，内心十分焦急。为顺利推进和谈，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毛泽东邀见和谈代表，就和谈事宜进行交流。

    4月8日这一天，张治中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双清别墅，毛泽东亲自出门迎接，热情地握着张治中的手说：“文白先生，别来无恙啊？”接着，偕他走进会客室，亲切地问候其家人可好。毛泽东真诚地说：“1945年到重庆时，承你热情招待，全家他迁，将桂园让给我们用，又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感激得很！”“在重庆时，你用上好的酒席招待我，可是你到延安时，我只能以小米招待你，抱歉得很！”

    1945年国共谈判，张治中到延安接毛泽东赴重庆。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他腾出自家宅邸，让毛泽东等人居住，并派人严加保护。谈判结束后，又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延安。1946年，国共军队整编期间，张治中作为国民党大员，第三次到延安，和共产党交涉谈判事宜，受到热情接待，被称为“三到延安”的朋友。

    三年后的此时，中共胜利已成定局，张治中作为国民政府首席代表到北平和谈。毛泽东的话亲切自然、情感真挚，使张治中感到十分友好，紧张焦虑的心情逐渐放松下来。“这几天大家谈得怎样？”寒暄过后，毛泽东直入主题。“我已经和恩来先生谈了不少，涉及各个方面。同来的代表也和中共代表个别谈了很多。当然，分歧还是有的，需要慢慢来谈，好好协商。”张治中答道。然后，他就和谈关键性问题与毛泽东交换了意见。

    这次会见，双方坦诚交流。毛泽东对南京代表团的处境和困难表示谅解，针对战犯列名、军队改编、联合政府等问题作出让步，这让张治中如释重负。

    1949年4月20日，经过国共双方代表多次磋商最终形成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二十四款被国民党单方面拒绝，国共和谈破裂。当日，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谈判破裂后，国民党代表团面临去留抉择。张治中考虑再三，决定留在北平。

    张治中一决定留下来，毛泽东、周恩来就交代主管单位为其解决寓所问题。张家选中了北总布胡同14号院，这是一处宫殿式房舍，高大宽敞、富丽堂皇，有花园，有草地，有新式设备，餐厅能摆几十桌，舞厅能容百余人。

    张治中长期置身国民党最高决策层，深受蒋介石器重。最初，他背着沉重的思想负担，觉得自己背叛了蒋介石，怕人家说他投机，心情极其低落苦闷。为了帮张治中摆脱苦闷情绪，毛泽东、朱德亲自去看望他，邀请他参加座谈、聚会，真诚希望他参加新中国工作。毛泽东每次为张治中介绍新朋友的时候总是爱说：“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

    毛泽东、周恩来等亲自和他谈话，帮助他解开思想上的疙瘩。周恩来诚恳地对张治中说：“你还是封建道德，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而不为全国人民着想？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这些话既尖锐又中肯，对张治中的触动很大。中共朋友的这种友谊、这种热情，使张治中心里感觉暖烘烘的。他逐渐弄通了，决心同蒋介石决裂，投向人民，参加革命。

    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毛泽东邀请各界人士座谈商讨国名，毛泽东整合了大家的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作为国名。当时大多数人都表示赞同，唯有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意见被毛泽东接受。在商讨国旗方案时，毛泽东拿出从全国2000多幅图案中筛选出的3幅，他个人比较赞成带有一颗星星一条黄河的那幅。张治中当即表示反对，说：“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毛主席和国旗审阅小组都同意这一说法，随后一致同意确定五星红旗为国旗。  

    这一年，张治中还写信给几个在境外的子女，介绍了国内当时的大好形势，要她们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大女儿张素我当时正在香港，三女儿张素初在美国读大学。接到父亲的来信，孩子们也欣然回到了祖国。

    （《北京日报》10.15 颖涵 贾变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