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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听过太多在金钱的幻觉中迷失的故事了，但陈一丹的故事却仿佛是个例外：作为腾讯公司的5位创始人之一，他很早就实现了财务自由——21年前，他和马化腾等5个年轻人合伙创业，不过6年，腾讯上市，他获得财富的速度只能用令人眩晕来形容，“就知道有个数字，会不断增长”。
谁也没想到，在从科技创业的浪潮之巅下来之后，他接下来的人生会以这种方式打开：先是分期捐资20亿元人民币给民办的武汉学院；紧接着，捐赠25亿港元设立全球奖金最高的教育奖——一丹奖：单笔奖金3000万港元，比诺贝尔奖金的3倍还多。他最新一笔关于教育的捐赠价值高达40亿港元。迄今，他已陆续捐出90多亿港元。
谈到他，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告诉我们，即使在美国，教育学者也没那么受重视——“他们觉得我们是在和小孩子打交道。”而一位中国富豪愿意为全世界的教育设置这样的大奖，让他有一种“早该有人这么做了”的感觉。
在此之前，他从没听说过陈一丹这个名字。
一个怎样的中国人
今年5月，在一次论坛上，美国西北大学教育与社会政策学院院长大卫·菲戈甚至有些激动，“我们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认可。因为您，一丹先生，您相信教育可以改变这个世界。”
过去几年，全球不少教育学者，都想见一下这个中国人。既有好奇，也有怀疑；几乎每一个被邀请担任这个奖评委的学者——都是国际顶尖的教育学者，也都要求和他见一面。他们想看看，要做这么一件事的，到底是怎样一个中国人？
5月底的一天，我们目睹了一连串这样的见面。那是在芝加哥，陈一丹刚刚抵达这里，时差还没有倒过来，见面就已经开始了，先是芝加哥大学校长，然后是打着一条金色领带的詹姆斯·赫克曼——2000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连坐了13个小时飞机后，尽管非常疲惫，但陈一丹的皮鞋锃亮，西装笔挺，领带也系得一丝不苟。
第二天，见他的人更多了。一丹奖基金会和西北大学合办的那场教育论坛上，陈一丹在第一排正襟危坐。开始之前，大卫·菲戈召集了教育学院的15位教授和陈一丹见面，每个人轮流向这位中国来客介绍自己的研究成果。院长的重视其来有自——去年，一丹教育研究奖得主就出自他的学院。
陈一丹身材瘦削，面容清矍。他48岁，但头发已经白了。他非常擅长一条一条地把事情说清楚，谈到设立这个国际大奖时，他的说法出乎意料地简单——“所有社会问题的解决，最终都可以回归到教育。教育进步了，社会也就发展了。”他希望通过教育提升人类福祉。
程介明是香港大学教育学院首席教授，港大原副校长，之前没见过陈一丹，但最后选择相信了他——他不像一般的企业家，没有多余的客套，只是将自己的想法和盘托出，“他越是口才不好，我越觉得他不错。”
全球性的教育奖
2015年的一天，陈一丹的助理被叫到办公室，说有事想和她商量。助理感觉气氛有些神秘。“他前面铺垫了很久，就是讲自己一直在想教育要怎么做。”她甚至觉得老板有些紧张。她说，陈一丹有一个习惯，如果是谈一件很平常的事情，他就会很自然地交谈，“有时候手舞足蹈的”。如果是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他就习惯性不看对方的眼睛，自己使劲盯着空气中的一个点。
她意识到，老板要说的事可能“有些大”。
“我要办一个全球性的教育奖。”陈一丹说。
这个决定“好像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当时，他已经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去办武汉学院，“我一直以为他就是想办个学校而已。”助理说，直到2016年一丹奖对外宣布，她才能够更深刻地理解老板的想法，但在之前，她承认自己没有想通：可能因为我觉得做事情要落到最终的一个受益方，“对那种倡导性的、影响性的，一下子串不到我脑子里来”。
助理回忆起那次谈话，她对这个决定的理解是，办一个学校还是太窄了，但设立一个教育奖，可以影响到更多人。
翟红新对陈一丹的评价是：格局很大，睿智、有大局观。她是腾讯公益慈善基金会秘书长，和陈一丹是10多年的老同事了。她对陈一丹的回忆，能一直追溯到腾讯刚刚成立的时候。那时，碰到用户上门投诉，法律专业出身的陈一丹会拉上一个女同事——理由是，从概率来讲，客户不会对女性发火，大家容易平心静气。
但当时她只是觉得陈一丹很聪明，直到他从事业的高峰退下，专职做公益、办慈善，她才发现他睿智的一面。翟红新说，“他没有这种特质的话，很难坚持下来，或者把这个事情有步骤地推进下去。”
设立这个奖的目的，4年前，陈一丹写在本子上——“旨在鼓励倡导人类对宇宙人生的领悟和贡献。”最初，奖金定在1000万港元，但陈一丹后来坚持，将这个数字乘以3。
不是没有人提出过挑战，即使是用最高的标准来看，这个数字也太大了；教育不能立竿见影。陈一丹非常清楚，他告诉我们：“它很慢，它很慢，它最慢。”事实是，其他的一切变化都很快：陈一丹经历过中国互联网起飞的关键时期，那是信息革命的玫瑰色黎明，它改变了商业、媒体和慈善——人与人之间、各种功能之间，一切都是信息化的。
关注每一个获奖者
2017年，第一届一丹奖正式启动，30多个国家的候选人角逐最后的奖项，到了第二届，这一数字就增长为92个国家，候选项目遍及151个国家和地区，一共收到近1000份提案。候选人既有欧美的教育学者，也有人来自非洲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这样的国家。
得知自己获奖时，拉里·赫奇斯正在科罗拉多参加一个学术会议。他是西北大学教授，关于他，大卫·菲戈这么介绍：“如果你的论文被100个人引用，那表明你做的不错，如果被500个人引用，那表明你做得很好，如果是1000个人，那你就真的有所建树。拉里，噢，他的论文被引用了5000次。”
那是个大早上，电话突然响了。他有些吃惊，“我一般不会这么早接到电话，而且那天开会时我竟然忘了把手机静音，所以你知道吧，当时我其实有些尴尬。但我拿起电话，发现这通电话来自中国。”
拉里·赫奇斯说，“我很高兴能获得一丹奖，因为我自己就是通过教育改变了人生。”他出生在加利福利亚，但不是那个有海滩和蓝天的地方，而是远离海岸的加州中部。每到冬天，农民们烧荒产生的烟雾就会遮蔽天空。
他的父亲，直到退休都拿着最低工资，母亲则是大学厨房的洗碗工。小时候，他总是从橱窗里看着吵闹的大学生。但母亲会告诉他：“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成不了他们的。”
另一个获奖者是阿南特·阿格瓦尔，他出生在印度的一个海边小城，当年，还是高中生的他试图报考印度最好的大学——印度理工学院。他不像大城市的同龄人能够接受优质教育，“有300个考生参加了第一轮的考试，其中两个人失败了，我就是其中之一。”第二次，他成功了，这改变了他的命运。
他们现在都成为新世界的一员。或许，这也是陈一丹的起点：祖母很重视教育，正因为这样，他父亲才有机会走出乡村，成为一名大学生。而到他这一代，他在深圳的繁荣中长大。
从入围开始，陈一丹就关注他们的成果，他充满好奇，这就像是一片崭新的大陆。9月19日，今年的一丹奖获奖者公布了：是戈斯瓦米教授和法兹勒爵士，他们在自己的领域都有惊人的成就。谈起这些获奖者，陈一丹对每个人都印象深刻。但他重视的是，这些好的教育最终能不能落地，得到应用。更重要的是，能不能在中国落地。
（《中国青年报》10.30 张啸柏 金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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