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外公和爷爷

    今年是我的外公欧阳予倩诞辰130周年。我的母亲欧阳敬如是欧阳予倩的独女，而我的父亲田申是田汉的长子。

    欧阳家跟田家有一个约定：如果我父母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要姓欧阳，这样我就随了妈妈的姓。我和哥哥姐姐从小在外公家长大。从我父母的婚姻，也可看出外公欧阳予倩和爷爷田汉的关系。

    表面上看，外公和爷爷的人生很不相同：外公出身于浏阳望族，爷爷是长沙县果园的农家子弟；外公温和，爷爷热烈；外公写正剧，也写喜剧，一生按他的想法走下来了，幸好没有受到大的折磨；爷爷爱写悲剧和爱情冲突，一腔赤诚，但他的人生起伏跌宕，晚年受到残酷迫害，最后以悲剧告终。

    他们之间也经常争论，曾经争得脸红脖子粗。外公被认为属于“磨光派”，爷爷被认为属于“突击派”；“磨光派”批评“突击派”的作品过于粗糙，艺术性和功底不够；“突击派”认为在抗战的大背景下，不能苛求艺术水平。但事实上，争论也是他俩友谊的一部分。

    外公早年在日本就读早稻田大学文科。一次当他看到留学生曾孝谷、李叔同等创办的春柳社在东京演出法国小仲马的话剧《茶花女》后深受触动，很惊奇地说：“戏剧原来有这样一种表现办法！”之后他在1907年春加入了春柳社，从此开始了戏剧生涯。在春柳社，他参演了《黑奴吁天录》，后来以申酉会名义，演出了《热血》，即改编后的《托斯卡》，他演女一号，获得了黄兴等同盟会成员的赞许。

    外公在京剧舞台上塑造了许多风格鲜明、栩栩如生的古代和现代妇女形象。他自导自演的京剧有24出，自己编剧的有18出，其中红楼戏《宝蟾送酒》《馒头庵》《黛玉焚稿》《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很受欢迎。他创作的《潘金莲》，在“南国”时期引人注目。剧中的女主人公已经不是小说中的旧貌，而是一个“崇拜力与美的女性”。

    在外公的记忆里，1913年他在长沙组织文社演新剧的时候，爷爷去看过戏。可是爷爷说，当时他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穷师范生，没钱买票，戏没看成，只是经过左文襄祠门口，看到文社演剧的广告和布景师在做景片，心里十分羡慕，引起他对新剧事业的向往。他知道欧阳予倩是世家子弟、留日学生，不去考洋进士，反而投身戏剧，心里很佩服。

    他俩正式认识是在1921年底。那时候外公在上海唱红楼戏，挂头牌，同时也演新剧；爷爷刚从日本回国，在艺术上处于唯美主义阶段，他们在艺术实践中有所交集。到南国艺术运动时期，两人已经是合作伙伴。

    1924年，爷爷田汉和奶奶易漱瑜一起创办了《南国半月刊》；以后又有了南国电影剧社和南国艺术学院。1925年奶奶易漱瑜去世，我父亲才一岁多。

    田汉、欧阳予倩、徐悲鸿分别担任南国艺术学院的文学、戏剧和美术系主任。洪深、徐志摩、郁达夫、周信芳等艺术家常来上课；唐怀秋、卜万仓、顾梦鹤、宗白华、黎锦晖等都是南国运动的发起者和骨干。他们两人在1926年曾以主席名义邀请各路艺术家举办“消寒会”，1927年举办“鱼龙会”，颇具南国特色。所谓鱼就是学生，龙就是著名演员和学者。鱼和龙通过沙龙和公演一起切磋，传授艺术和学问，共同提高。

    那时我爷爷住在上海，许多到上海投身艺术的青年如果没地方住就常住在田家。家里如果没有米，爷爷的母亲，我的太奶奶易克勤就去把皮袄和衣服当了，当时戏剧圈称她老人家是“戏剧的母亲”，她有什么东西都可以跟他人分享。

    1962年9月21日外公在北京逝世后，爷爷无限沉痛，他说外公之前还约他到一个医院住院呢。本来他一口气写了七首诗要给病中的外公鼓劲儿，却不知此诗成了悼亡诗。

    （《北京日报》10.29 欧阳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