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肖斌
对于我这样的脸盲症患者,别看正和眼前的人聊得热火朝天,其实脑子里只尴尬地盘旋着一个问题:他是谁?
身为一个媒体从业人员,我三天两头见的人都不一样。当对方一腔热情地叫着我的名字时,我只能不露声色地报以同样热情的微笑,然后顾左右而言他,再趁机观察别人叫他什么。只是,这回记住了,下回,再来一遍。
记得一件最尴尬的事。一次参加某活动,照例在礼堂门口和主办方握手寒暄,互换名片。5分钟后,当又想找他时,我彷徨了。望着门口三五个穿着差不多黑西装的人,我完全不记得刚才和我说话的先生是哪位。
这起事件沉重地打击了我,促使我养成一个习惯——当遇到一个有再次相遇可能性的人时,我会偷偷地看他几分钟,希望能把他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可惜,这个办法并不奏效,而是向两种意料之外的情况发展:一是我记住了他的衣服颜色、皮带款式等外部特征,换个马甲,我就不认识了;二是我记住了他的头发多少、眼睛大小等零件特征,凑在一起,面孔又模糊了。
近来,我发现了一个对付脸盲症的大招——逢人叫老师。领导可以叫老师,表尊敬;客户可以叫老师,表奉承;同事可以叫老师,表戏谑。随机应变,收放自如。
从小学到大学,我总能遇上一些双胞胎同学,还偏偏他们都在一个学校甚至一个班级。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对双胞胎有着极强的辨别力,能清楚地区分这个是略稳重的哥哥,那个是略急躁的弟弟。大概别人看脸,像我这样对脸本来没有识别力的人,索性直指内心。
所以,对脸盲症患者来说,认不出他的脸,并不是一件伤感的事,懂他的心就好了。
(《广州日报》 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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