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诗客大多爱茶,鲁迅先生亦如此。鲁迅喜欢抽烟、喝酒,也喜欢喝茶。早在15岁左右,少年鲁迅就抄录陆羽的《茶经》,对煎水、列具、烹煮、品饮等环节了然于胸。鲁迅的日记和文章中记述了不少饮茶之事、饮茶之道。
1926年夏,鲁迅将许久想译又未翻译的荷兰作家望·霭覃的长篇童话《小约翰》提上工作日程。他邀约齐宗颐合译《小约翰》,地点选在一家茶室,从7月初至8月中旬译毕。这部书译完,鲁迅去了广州、厦门,最后于1927年10月定居上海,这部书也是在上海出版的。出版之际,鲁迅非常怀念这段佐茶译述的时光,在书的前言写道:可惜我的老同事齐君现不知漫游何方,自去年分别以来,迄今未通消息,虽有疑难,也无从商酌或争论了。
上海的茶馆得近代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气度,茶馆不仅供应茶水、点心,也提供很好的服务,茶馆成为一个适宜社交的公共空间。在上海时,鲁迅经常与左翼作家会谈,曹靖华、茅盾、胡风、叶紫、聂绀弩、魏猛克、徐懋庸等都曾与鲁迅一起喝茶,谈论时事。
四川北路距离鲁迅居住的地方较近,鲁迅时常和茅盾、冯雪峰等知己文友,到四川北路的恒丰茶庄里间,泡一壶茶,畅谈文坛近况。
鲁迅接待文学青年的地点也常常选在安静的茶室。据萧红回忆:在虹口老靶子路(今虹口区武进路)有一家小吃茶店,只有门面一间。在门面里边设座,座少,安静,光线不充足,有些冷落。鲁迅先生常到这小吃茶店来,有约会多半是在这里边。鲁迅先生这一位老人,穿着布袍子,有时到这里来,泡壶红茶,和青年人坐在一道谈一两个钟头。
当时,青年作家陈炜谟有时来鲁迅家请教,见客人来了,鲁迅总是倒茶,有点心就摆出来,用不用却听便。和人谈话,谈完了就问:“还有什么事?”如果答说没有了,他就说:“对不起,我要办别的事了。”立刻就做别的事,绝不敷衍。
鲁迅的故乡绍兴素来盛产平水珠茶。这种茶外形圆紧,身骨重实,呈颗粒状,宛如珍珠,故称为“珠茶”,绍兴当地人习惯叫它“圆炒青”。鲁迅小时候,就常给久卧病榻的父亲抓药,端茶送水,所沏泡的正是圆炒青。每当鲁迅的父亲从他手上接过茶盏后,总要端详许久,将那丝缕茶香一闻再闻。一杯茶给沉疴已久的父亲带来些许慰藉,这深深感染了年幼的鲁迅。
如此,喝茶成为鲁迅的终身爱好。
鲁迅时常感慨,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清福”。在繁忙的工作之余,鲁迅喜欢以茶去乏。他在家喜欢喝清茶,不吃别的饮料,家里不预备咖啡、可可、牛奶、汽水之类。室内的长桌上摆着许广平亲手做的蒙着茶壶的棉罩子,从那蓝缎子的花罩下拿着茶壶倒着茶——既为保温,也为美观。
新文化运动中的诸多作家对饮茶均有独到的感受。林语堂善品闽南功夫茶,他悟出“只要有一把茶壶,中国人到哪都是快乐的!捧着一把茶壶,把人生煎熬到最本质的精髓”。鲁迅的二弟周作人是喜欢喝茶的,1924年,他的散文《喝茶》道出茶饮的美妙之处:“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
而有别于林语堂和周作人的做派,1933年,鲁迅先生也写了同名散文《喝茶》,一针见血地提出:喝茶是一种“清福”,要享这“清福”,首先就须有工夫,其次是练习出来的特别的感觉。但是如果将“喝茶”这种细腻锐敏的感觉,当成是上等人的牌号,那就是进化中的病态。
鲁迅心目中的茶,是一种追求真实自然的“粗茶淡饭”,绝不是仅仅于百般细腻的所谓“功夫”。这也恰恰是茶饮最高层次的体验:崇尚自然和质朴。
(《新民晚报》11.10 李忆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