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还是个儿童，有关那时一些吃的记忆仍未褪去。

    那时我的外公还很健朗，他是当家人，客堂里挂着一本大日历，一些时令节气日，他都用笔圈起来，到了这一天，家里的吃食便与往日有些不同。他还有一本簿子，专门记录一些故去亲人的忌日，以及他们生前有关吃食的喜好。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给我的外婆过周年。周年前几日，外公就要叮嘱家人准备起来，主要是采购一些鸡鸭鱼肉等荤菜，素菜自家田里有。外公在食材的选用和加工上很考究。比如做红烧肉的肋条，要取哪段，吃口才好；馄饨芯里的肉，要用梅花肉，才嫩。这都有讲究。有的菜他担心别人做不好，就要亲自下厨。

    外婆的周年日这天，亲朋好友都来了，他们携带着不同的礼物，都是吃食。烧过香磕过头，宴席开始。客堂里摆了两张八仙桌，孩子们另有小方桌伺候。上桌的菜，都用瓷碗瓷盆盛放得扑扑满。有刚刚从蒸笼里端出来，身上冒着汗似的红烧肉、有切得如铁鐽砧大小般的咸肉，鸡和鸭都是整只上桌。鱼要么是糖醋黄鱼，要么是大汤黄鱼，带鱼是不上台面的。菜虽然丰富，但只数通常不会过十。

    五十年代的生活想来还比较安逸，故此大人们常借着由头，花心思操办一些吃的事情。后来，副食品供应一下子紧张起来，手头有钱也买不到货，但正所谓“乍贫难改旧家风”，老外公一年里还是要勉力操办几次家宴待客，只是台面上少了荤菜多了素菜，而亲戚们仿佛比之前来得还要多，多是为了能满足一下空虚的胃。

    六十年代开端，各种吃穿用大都要凭票供应，日子变得艰难，外公已经去世。我和弟弟妹妹们渐渐长大，胃口也变大。父亲买了一些搪瓷小碟，菜出锅了由我平分到每个碟子里，分菜人最后一个拿。这是一项考验眼力的活，我的工匠精神，常让弟妹们围绕着分好的每碟菜，左顾右盼，选了这碟又觉得那碟多，真是难分伯仲。

    七十年代，民间多了偷偷交易的所谓“黑市”。黑市上只要多花钱，也能买到猪肉禽蛋等副食品。那时我家在六十年代被收掉的一份宅基地，也归还了我们。因为有了田种了菜，就常有亲戚上门，摘点菜带走。物质宽松了点，亲朋好友上门来，留顿饭也不再是很难的事情了。我父亲有个朋友，星期天下午常登门，我们几个孩子都爱听他讲故事说趣闻，他的故事往往讲到我家厨房飘出香味时就刹车了，然后起身要走。我们又哪能放他走？这样，每回他留下吃饭时总要念叨一句：哎呀呀，我又要拐饭吃了！

    进入八十年代，物质供应要比七十年代大大丰富了。人们的肚子里有了油水，粮食也就吃不多了。城市家庭几乎家家都有多余的粮票，街头巷尾就有一些农村来的人，提着竹篮里的鸡蛋，来换粮票。想来农村粮食还是紧张。后来国家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粮票一下子取消了，我家多出来的几百斤粮票全作废了。

    那时我们兄弟姐妹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家里常有“毛脚”光临。有一天我弟弟的女友，在外参加活动，中午不想在外面吃饭，顺道往我家来了。晚上弟弟问我妈，侬弄了点啥菜？伊吃得开心吗？我妈说，我看伊今朝胸膛口挂了三把钥匙了！啥意思？弟弟很奇怪。我妈答：开心、开心、真开心！这三个开心，全赖那时家里已有了一台叫“万宝”的冰箱，冰箱里存放了一袋生鸡腿。油炸鸡腿，是那年月上档次的美食。

    到了九十年代，样样东西买得着，这让我妈的厨艺大发挥，烹饪的积极性前所未有。生活富足了，浪费现象也跟着来。穷日子富日子都尝过的老妈，见现在有人胡乱丢弃食物，总要叹一声：真罪过啊！“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样的古训，根植在她九十多岁的脑中。

    （《文汇报》11.11 徐慧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