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还是个儿童,有关那时一些吃的记忆仍未褪去。
那时我的外公还很健朗,他是当家人,客堂里挂着一本大日历,一些时令节气日,他都用笔圈起来,到了这一天,家里的吃食便与往日有些不同。他还有一本簿子,专门记录一些故去亲人的忌日,以及他们生前有关吃食的喜好。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给我的外婆过周年。周年前几日,外公就要叮嘱家人准备起来,主要是采购一些鸡鸭鱼肉等荤菜,素菜自家田里有。外公在食材的选用和加工上很考究。比如做红烧肉的肋条,要取哪段,吃口才好;馄饨芯里的肉,要用梅花肉,才嫩。这都有讲究。有的菜他担心别人做不好,就要亲自下厨。
外婆的周年日这天,亲朋好友都来了,他们携带着不同的礼物,都是吃食。烧过香磕过头,宴席开始。客堂里摆了两张八仙桌,孩子们另有小方桌伺候。上桌的菜,都用瓷碗瓷盆盛放得扑扑满。有刚刚从蒸笼里端出来,身上冒着汗似的红烧肉、有切得如铁鐽砧大小般的咸肉,鸡和鸭都是整只上桌。鱼要么是糖醋黄鱼,要么是大汤黄鱼,带鱼是不上台面的。菜虽然丰富,但只数通常不会过十。
五十年代的生活想来还比较安逸,故此大人们常借着由头,花心思操办一些吃的事情。后来,副食品供应一下子紧张起来,手头有钱也买不到货,但正所谓“乍贫难改旧家风”,老外公一年里还是要勉力操办几次家宴待客,只是台面上少了荤菜多了素菜,而亲戚们仿佛比之前来得还要多,多是为了能满足一下空虚的胃。
六十年代开端,各种吃穿用大都要凭票供应,日子变得艰难,外公已经去世。我和弟弟妹妹们渐渐长大,胃口也变大。父亲买了一些搪瓷小碟,菜出锅了由我平分到每个碟子里,分菜人最后一个拿。这是一项考验眼力的活,我的工匠精神,常让弟妹们围绕着分好的每碟菜,左顾右盼,选了这碟又觉得那碟多,真是难分伯仲。
七十年代,民间多了偷偷交易的所谓“黑市”。黑市上只要多花钱,也能买到猪肉禽蛋等副食品。那时我家在六十年代被收掉的一份宅基地,也归还了我们。因为有了田种了菜,就常有亲戚上门,摘点菜带走。物质宽松了点,亲朋好友上门来,留顿饭也不再是很难的事情了。我父亲有个朋友,星期天下午常登门,我们几个孩子都爱听他讲故事说趣闻,他的故事往往讲到我家厨房飘出香味时就刹车了,然后起身要走。我们又哪能放他走?这样,每回他留下吃饭时总要念叨一句:哎呀呀,我又要拐饭吃了!
进入八十年代,物质供应要比七十年代大大丰富了。人们的肚子里有了油水,粮食也就吃不多了。城市家庭几乎家家都有多余的粮票,街头巷尾就有一些农村来的人,提着竹篮里的鸡蛋,来换粮票。想来农村粮食还是紧张。后来国家经济形势全面好转,粮票一下子取消了,我家多出来的几百斤粮票全作废了。
那时我们兄弟姐妹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家里常有“毛脚”光临。有一天我弟弟的女友,在外参加活动,中午不想在外面吃饭,顺道往我家来了。晚上弟弟问我妈,侬弄了点啥菜?伊吃得开心吗?我妈说,我看伊今朝胸膛口挂了三把钥匙了!啥意思?弟弟很奇怪。我妈答:开心、开心、真开心!这三个开心,全赖那时家里已有了一台叫“万宝”的冰箱,冰箱里存放了一袋生鸡腿。油炸鸡腿,是那年月上档次的美食。
到了九十年代,样样东西买得着,这让我妈的厨艺大发挥,烹饪的积极性前所未有。生活富足了,浪费现象也跟着来。穷日子富日子都尝过的老妈,见现在有人胡乱丢弃食物,总要叹一声:真罪过啊!“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这样的古训,根植在她九十多岁的脑中。
(《文汇报》11.11 徐慧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