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传播视野中的“中国模式”
白文刚在2019年第6期《新闻与传播评论》上说,近十多年来,“中国模式”成为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讨论中国发展,建构中国国家形象的一个热门概念,但中国在对内、对外传播中却尽量避用这一概念,把这一概念的解释权拱手让给了西方。总体来看,西方国家对“中国模式”的评价基于其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文明立场,是大国竞争世界史观和文明冲突观念的产物。我们在运用“中国模式”讲述中国故事时须从基于长时段、更符合人类文明传播史实质的文明对话的新世界史观出发,以便突破基于短时段和西方近代文明特点的大国竞争旧世界史观带来的话语困境。
汉代俗赋反映民情
宁登国在11月11日《光明日报》上说,1993年,江苏省连云港市东海县尹湾村6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木牍,内容丰富。其中,有一篇署为《神乌赋》的“俗赋”引起了学者们的高度关注。该赋讲述了雌雄二乌营造巢穴时为“盗鸟”侵掠,雌乌继而被害的悲剧故事。兰陵县游徼宏某、□某面对本县盗贼猖獗、民不聊生的现实,将当地以俗赋形式传唱的《神乌赋》让书佐风阳缮写后共同署名,献呈有谏议职权的临沂县功曹某某;功曹某某又将之献呈给上一级东海郡功曹师饶。功曹师饶一方面将此赋所反映民情迅速报告郡守,以对盗贼严加惩处,一方面又对此赋予以珍藏,直到陪葬。作为陪葬品的《神乌赋》,可以看作是以文学艺术方式反映民情的一种文书特例。
从太史公曰看司马迁的国家治理思想
王业文在2019年第10期《渭南师范学院学报》上说,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史记》著述宗旨,以通古今之变的命题总结历史经验、探究治理成败为主要内容,形成了以王道观为核心的国家治理思想,具体包括:以实证名的名实思想、崇尚和谐的礼让思想、择能任贤的用人思想、以忠规过的讽谏思想、宽猛并济的吏治思想、慎战重兵的军事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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