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中的余秋雨

    1992年，作家余秋雨出版了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文化苦旅》，收录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他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在新中国70年来的出版和阅读史上，《文化苦旅》的出版堪称浓墨重彩的一笔。近30年来，《文化苦旅》深受广大读者和出版商青睐，其海内外的巨大销量难以计数。在中国当代散文发展史上，《文化苦旅》开“文化大散文”先河，全书凭借山水风物来寻求文化灵魂和人生真谛，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启迪人们思索中华文化的走向。携着《文化苦旅》一路走来，余秋雨为中国文化界绘制了一幅生动的图画。

    20世纪80年代后期，余秋雨开始了他漫长的“文化苦旅”。那时，他已出版多部学术著作，出色的艺术感觉和散文般的诗意语言使他在学界获得不错的口碑。但他不满足于埋首书斋的单调生活，“连续几个月埋首于砖块般的典籍中之后，从小就习惯于在山路上奔跑的双脚便会默默地反抗，随之而来，满心满眼满耳都会突涌起向长天大地释放自己的渴念”。

    另一个触发余秋雨决定“行万里路”的诱因来自美国纽约大学的著名教授理查·谢克纳。这位比余秋雨大20多岁的教授“冒险般地游历了我国西南许多少数民族地区，回到上海仍毫无倦色，逛城隍庙时竟像顽童一样在人群中骑车而双手脱把、引吭高歌”。这种生命状态令余秋雨钦佩和羡慕。于是，他开始借助各种外出讲学的机会实现自己的文化旅途。

    余秋雨发现自己想去的总是古代文化和文人留下较深脚印的地方，站在那里就会感到人、历史、自然交融在一起，自然山水也成了一种“人文山水”，而写文章的冲动再也止不住了。他回忆说：“我就这样边想边走，走得又黑又瘦，让唐朝的烟尘宋朝的风洗去了最后一点少年英气，疲惫地伏在边地旅舍的小桌子上涂涂抹抹，然后向路人打听邮筒的所在，把刚刚写下的那点东西寄走。”

    1987年，《收获》杂志副主编李小林收到在上海戏剧学院读书时的同班同学余秋雨从外地寄来的两篇散文。余秋雨时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他在来信中说自己正在西北做课题调查，走的是一次“文化苦旅”。李小林说：“我们正好对知识分子的人格重建很感兴趣，如果没有这四个字，可能就作为散文发了，但是看到这四个字，我们一下子觉得很有意思。”由于李小林的催稿和督促，余秋雨坚持写了下去。1988年，《收获》第1期以“文化苦旅”为专栏名，开始发表余秋雨的散文，这也是这本重要的文学杂志第一次请作家以专栏的形式连续发表散文。

    从第1期至第6期，《收获》先后发表了《阳关雪》《悬崖石室》《沙原隐泉》《牌坊》《庙宇》《白发苏州》《洞庭一角》《道士塔》《莫高窟》《柳侯祠》《白莲洞》《酒公墓》《贵池傩》《西湖梦》。

    专栏文章推出后，引起关注和好评，1992年3月，由上海知识出版社出版的《文化苦旅》终于面世。当时谁也没有料到，它会成为一本畅销书，而且连续畅销几十年。

    《文化苦旅》不仅在中国大陆一再重印，在中国台湾地区也造成了轰动。台湾版《文化苦旅》1992年11月由尔雅出版社出版，当年就被评选为《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台北金石堂1992年度最具影响力的书，并入选1992年台湾十大畅销书之一。2015年，与余秋雨相交颇深的作家白先勇回忆说：“二十几年前，我读到余秋雨先生的《文化苦旅》，产生了一种很大的感动和激动。惊喜的是，这本书居然能把那么复杂的中国文化，写得如此完整又如此有深度。我当时想，这本书应该让整个华人世界的读者都来读一读。”

    《文化苦旅》的畅销为余秋雨彻底打开了书斋之外的世界，他成了文化名人，身份也多了起来，频繁见诸报纸、杂志、电视等各类媒体。但随之而来的批评和争议也让他陷入各种纷繁扰攘之中。无论是赞扬还是批判，余秋雨及其散文创作已成为散文研究绕不开的话题。

    无论《文化苦旅》的读者如何增减，无论读者怎么看待余秋雨所讲的“文化”，他毕竟提供了让文化走入民间的成功实践。对许多人来说，这份阅读记忆是与生命中的文化需求紧密相连的，这正如余秋雨所说，“时间和文字在一个个老庭院里厮磨，这是文化存在的极温暖方式”。

    （《光明日报》11.1 马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