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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中国的国际地位空前提高。在此大背景下，日本各阶层人民要求恢复中日邦交的呼声也日渐高涨，中国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台条约”是非法、无效的，应予废除）日益得到了日本人民广泛的赞同。
1972年7月，敌视中国的佐藤荣作下台，田中角荣组成新内阁。田中上台伊始，在7月7日首次内阁会议上就表示要加紧实现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邦交正常化。
为了摸清中国政府对邦交正常化问题的全面立场，1972年7月27日，日本公明党中央执行委员长竹入义胜担当了沟通中日政府之间的特殊使命。竹入来华后，在与周恩来的会谈中，周恩来将经过毛泽东同意的中方方案即拟议中的《联合声明草案》八项向竹入作了披露。这八项中的第七项是关于战争赔偿的条款，内容为：“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放弃向日本要求战争赔偿的权利。”这个条款使竹入很为震惊，据竹入自己回忆，当他听到这一条时“已经感到头昏脑涨了”。他后来回忆道：“之后，周恩来总理问：‘这是中方的考虑，田中能够接受吗？’我回答说，那还不知道，不过，为了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我们会竭尽全力的。”
中国的草案经竹入带回日本后，日本对中国准备放弃对日索赔的善举并没有什么热烈的反响。相反，日本外务省经过研究，提出了若干疑问。他们认为“日台条约”里已经宣布了放弃向日本提出战争赔偿的权利，如果在中日联合声明中再次写入同样的内容，会被认为中国仍然具有这种权利，容易引起矛盾。因此，日方打算在中日谈判发表联合声明的时候要设法避免提战争赔偿的问题。
1972年9月25日，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正式访华。当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第一次首脑会议上，中国正式表示放弃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权。
但在26日上午双方外长会谈中，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坚持认为关于中国战争赔偿要求权利在“日台条约”附属议定书里已经得到了解决，所以此次没有必要再写进联合声明中。在当天下午双方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议上，周恩来总理针对高岛的谬论严正地指出：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是在缔结旧金山和约后才签订“日台条约”，表示所谓放弃赔偿要求的。那时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的损失主要是在大陆上，我们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想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所以放弃了赔偿的要求。周恩来总理还强调说：过去我们也负担过赔偿，使中国人民受苦，毛主席主张不要日本人民负担赔偿，我向日本朋友传达，而高岛先生反过来不领情，说蒋介石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这个人是个温和的人，但听了这个话，简直不能忍受。
经过反复讨论，在中方的坚持下，最后日本还是同意了在联合声明中写进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内容，但在表述上则采取的是以中国单方面宣布的形式，而且将至关重要的“权利”二字从声明中删去。
9月29日，双方最后达成的声明关于战争赔偿问题的内容，首先是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然后在第五条里是中国单方面的声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宣布，为了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放弃对日本国的战争赔偿要求。”至此，因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中国所致的中国对日本的战争赔偿要求问题，最终以中国方面的放弃基本上得到了解决。但应当指出的是，中国只是放弃了对日本国家间的赔偿要求，至于日本对中国人民的民间赔偿问题在联合声明中并未作任何规定。
中国政府作出这个决策的原因，大致可以从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前夕中央发出的内部指示中找到答案：（1）中日邦交恢复以前，台湾的蒋介石已经先于我们，放弃了赔偿的要求，中国共产党的肚量不能比蒋介石还小。（2）日本为了与我国恢复邦交，必须与台湾当局断交，中央关心日本与台湾的关系，在赔偿问题上采取宽容态度，有利于使日本靠近我们。（3）如果要求日本对华赔偿，其负担最终将落在广大日本人民头上。这样，为了支付对中国的赔偿，他们将长期被迫过着艰难的生活，这不符合中央提出的与日本人民世代友好下去的愿望。中国政府所提出的这三条理由的确代表了中国政府当时的真实想法，它既包括了中国放弃对日索赔的内在原因、外交策略，也有客观上存在的对日索赔的困难。
从外交策略来讲，70年代初，对中国最大的威胁来自苏联。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中苏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非但如此，苏联还利用美日之间的矛盾加紧与美国争夺日本，企图在战略上全面包围中国。因此，对中国来讲，与日本的关系正常化必将有利于对苏联的牵制，减轻其对中国的威胁。此外，自从1952年日本与台湾当局签订“和约”以来，日本与台湾当局一直保持着“官方”关系，使台湾当局在国际舞台上有相当的活动余地，如果我们通过放弃对日索赔，争取日本与中国迅速实现邦交正常化，日本必然要与台湾当局断绝外交关系，这对于解决台湾问题无疑也是有利的。因此，从外交策略上看，放弃对日索赔既有利于中国的国家安全也有利于国家的统一。
（本文作者为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主任）
（《细节的力量》，李颖著，上海人民出版社、学林出版社2019年9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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