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叶圣陶的交往

    拜读叶圣陶先生的作品，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中学课本上几乎年年都有他的散文或童话。可亲眼见到这位慈祥的老人，却很晚。1975年，我曾在《人民文学》杂志社工作过一段，我们的办公室正在他家的对面。每天清晨推开窗户，便能见到他家那幢深邃的四合院。

    记不清头一次推开这扇黝黑沉重的大门是谁介绍的，反正我一直朝院子的里层走，那时他家还没有那只狮子狗，一切都静悄悄的。

    我坐在北屋客厅的沙发上，恳请叶老赐稿。他听我讲，不时地点头，满子大嫂及时地递了一杯热茶。叶老先不回答写文章的事，喜欢问问这，问问那。往往在我告辞时，叶老会问我稿子最晚几号要。看着他那副认真劲，我不好意思虚着说了。叶老答应了的稿子总会提前写好，信封装着，或由家人送给我，或我自己来取。每次稿子里，几乎都夹有一封短信。客气地说有不妥处请贵刊酌处，还有叶老对版面格式的要求。当然也有约不到的时候。他说这个内容刚给某家报纸写了，重复再写没有必要，答应有合适的题目另给我们写。接着又是亲切随意地闲谈，我手中同样能得到一杯热腾腾的清茶。去叶家次数多了，有时竟忘了面对的是一位现代中国文坛德高望重的大作家。有公事没公事，只要是时间合适，不影响老人休息，我就爱进去坐坐。我做文学期刊编辑的年头也不算短，像叶老对晚辈那般认真、热情的极少见。1964年我来《文艺报》不久，去约一位名家的稿，下午3点半打电话去，电话铃响了，好久没人接，突然电话里发出一阵责骂：“你是谁？”我吓得不敢说名字，“你不知道我每天下午4时才接电话？”我赶忙挂上了电话，这是我第一次约稿。

    上个月去看望冰心老太太。家里人告诉我，老太太知道叶老去世后很伤心，看到电视上的消息，顿时就哭了。提醒我千万别同老人提起叶老。她躺在床上，我坐旁边，同她谈天。是她主动谈起了叶老。她说：在她熟悉的作家中，叶老做事是最认真的，为人是最可信赖的。她谈了一些切身的感受。冰心对叶老的了解自然是我们这些晚辈不能相比的，但她这种印象我是从心底里赞许的。

    1984年我为《文汇报》开了“书山偶涉”专栏，头一篇《最早评论＜子夜＞的文字》，介绍1933年1月出版的《中学生》杂志上关于《子夜》的一则提要。我在文中说提要“很可能出自开明书店的主要编辑，也是当时《中学生》杂志的主要编辑叶圣陶之手”。这篇短文发表后家里人念给叶老听了，有次我去看他，还没坐定，还没得到一杯热茶，他从卧室里走出来，头一句话就对我说：我想了想，关于《子夜》的介绍，不一定是我写的，很可能是徐调孚先生写的。徐先生已过世，你下次写文章说明一下。

    叶老近年数次住院，时间最长的一次有三四个月。怕打扰他，我很少去看他，每次去看他，我总想送点鲜花。听说他最近心情烦躁，视力听觉均不好，我急忙从崇文门花店买了一束鲜花。他明显消瘦疲倦，但声音仍洪亮，问我这花是谁送的？我说是我送的，他说谢谢。我知道他问这话的意思，因为远在上海的巴金先生，有次听说他住院了，曾嘱我代他送过一束鲜花，叶老说巴金自己身体也不好，还惦念他，高兴得当日写诗“巴金兄托泰昌携花问疾作此奉酬”。1987年，叶老青年时执教过的江苏吴县甪直镇小学要为他建立一个纪念室，他不同意，说当初的事是和几位朋友一起做的，成绩不能全归到他身上。我记得至善曾给我一份叶老写的声明，说如果纪念室真建立了，就发表。

    1988年4月

    （《亲历文坛五十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出版 吴泰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