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以往加强党领导的方式相比,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九大以来,加强和实现党的领导是沿着制度化、法定化、系统化路径推进的。通过加强党内法规建设,使得党对各领域的领导有了明确的依据,有利于理清党政关系。通过加强党内的请示报告制度,明确了党对包括政府、人大、政协等在内的国家机构的领导,有利于消除国家机构之间的结构性隔离。通过推动妇联系统、共青团系统、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教育系统管理体制的改革,明确党对这些自主性、专业性强的系统的领导,有利于更好地发挥这些系统对于相应社会群体的吸纳、团结和领导作用。2018年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是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将党政军群机构改革统筹安排的结构性改革,有利于提高整个体制的统合性,行动的协同性,使中国的制度现代化有了更鲜明的特征。
通过加强党的全面集中统一领导,当下的国家治理运行呈现出以下五个基本特征:
第一,形成了“事在四方,要在中央”的国家治理格局,党中央居于中心,发挥着不可挑战的领导权威作用,各国家机构各司其职,服从指挥。只有党中央有权决定和解释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人民军队,各人民团体,各地方,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其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各人民团体,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其党组织要定期向党中央报告工作。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在党中央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二,建立了委员会这种党领导各领域工作的基本组织形态,为党的全面领导提供了更为具体的组织载体。长期以来,领导小组一直是党领导主要领域工作的协调统筹机构,虽然在设置上具有灵活性,但是其名义上的合法性、运行的公开性、规范性都显得不足。2018年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分别改为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中央财经委员会、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组建了国家监察委员会、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中央审计委员会,从而使委员会成为党领导各领域工作的主要组织形式。通过委员会这种设置,可以更好地发挥党的职能部门作用,加强归口协调,统筹本系统本领域工作。
第三,通过在各类组织中普遍建立党的组织,为提高政治整合水平、政治行动能力提供了组织化保障。按照《中国共产党党组工作条例》,县级以上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法院、检察院;县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派出机关(街道办事处除外)、直属事业单位;县级以上工会、妇联等人民团体;中管企业;县级以上政府设立的有关管委会的工作部门都要设立党组。全国性的重要文化组织、社会组织等经中央批准,也可以设立党组。根据《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社区、社会组织、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连(中)队以及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正式党员3人以上的,都应当成立党支部。规模较大、跨区域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专业市场、商业街区、商务楼宇等,符合条件的应当成立党支部。为期6个月以上的工程、工作项目等,符合条件的应当成立党支部。不同类型的党支部有各自的重点工作任务。这些举措推动了“党的工作进展到哪里,党的组织就覆盖到哪里”。这些分散在各社会单元上的党组织,有利于实现对多元化社会的政治整合,推动社会的自组织能力提升和政治认同的增强。
第四,构建了以党的自我革命带动国家治理改革的治理动力机制。中共作为长期执政的政党,一直提醒自己要永葆革命本色,勇于自我革命。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精细化、操作性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强化政治责任和担当,管好“关键少数”、层层传导压力,加强问责惩处等举措,在抑制腐败、规范官员行为、改进干部作风等方面取得了明显效果,凸显了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效果,为全面深化改革注入了主体动能,有效推动了各领域治理难题的破解,体现了党的领导在中国国家治理运行中的独特优势。
第五,在国家治理理念上更加强调要延续和发扬中国国家治理的内生资源。十八大以来,执政党以更加积极主动的态度来对待悠久的历史资源和丰富的治国理政经验,强调历史的连续性和不可分割性,并把挖掘和利用历史资源提升到“文化自信”的高度。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场合以不同方式表达过要重视学习和应用丰富的历史传统。而对于革命传统,则以“不忘初心”、传承“红色基因”的表述阐发其重要性和根本性。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在更加重视本国传统的同时,对于国外的经验则保持了更加冷静的态度。他说,要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照抄照搬他国的政治制度行不通,会水土不服,会画虎不成反类犬,甚至会把国家前途命运葬送掉。
国家治理主题和主线的转变,充分说明了中国的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国家治理的改革任务将更为艰巨,不断深化更为必要。
(《北京日报》9.23 杨雪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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