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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烽火硝烟中一路走来，亲眼见证积贫积弱的中国一步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辛冠洁既是历史的参与者，也是推动者。
辛冠洁出生在山东章丘一个富庶之家，“我家有位账房先生，他的儿子当时在北大读书，有段时间因为肺病休学在家，成了我的革命启蒙老师”。
1938年，辛冠洁正式成为中共党员。几年后，他深陷山东“肃托”事件中，平反后由党组织推荐去抗日军政大学读书。“上抗大的学生都成了真正的战士，经常与日军交火打仗。特别是1943年，日军调集3万兵力对山东实行大扫荡，包围了我们山东分局的机关。我们边打边撤，最后日军将我们包围在一个山头，用飞机投弹轰炸，很多同志牺牲。等轰炸停止，日军又冲上山来，跟我们展开肉搏战，极其血腥、残忍。”战斗中，辛冠洁的一条腿负伤，留下了残疾。学习期满后，他分配到《大众日报》，成为一名新闻记者。
“沂蒙山区的家家户户都没有门板，因为全用来抬伤病员了。”类似的故事，辛冠洁写了很多，比如一篇题为《赤石沟怎样组织了抗属生产》的报道，于1945年4月15日《大众日报》头版刊发，在群众中引起了较大反响。文章描述了当地通过宣传“儿子出去抗战是为谁”，使抗日战士的家属提高了生产觉悟，最后连双目失明的大娘都主动帮忙搞生产、支援前线。
抗战期间，《大众日报》牺牲300余人，身为记者的辛冠洁从未离开过根据地。“那时大家的战斗口号就是救亡图存。日本侵略者在山东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严格地说，那时我们没有阶级意识，主要是民族觉悟。因为大家都认识到，再不起来抗战，就真的要成亡国奴了。”回想起那段烽火硝烟的岁月，辛冠洁感慨万千。
50年代初，辛冠洁奉调越南，担任中共中央驻越南劳动党中央军政顾问团意识形态顾问。1954年回国后，他任职于国务院外事办。工作之余，他痴迷于研究和收藏文物。妻子张一萍曾经调侃：“人家的钱都是吃在肚里、穿在身上，我们家的钱却是挂在墙上。”正因痴迷，辛冠洁成了业内的收藏大家。
辛冠洁的性格倔强而乐观，“认准的事不回头”。“文革”后，辛冠洁调入中国社科院哲学所，担任中国哲学史研究室主任。在这里，他先后创办《中国哲学史丛书》《中国传统思想研究丛书》，还撰写了大量个人论著，包括《黄宗羲评传》《陈确评传》《列子评述》等。80年代，辛冠洁开始研究孔子和儒学。在他看来，孔子并非哲学家，而是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对当时的社会发展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他的仁爱思想、世俗化的伦理道德观，对于促进国家统一、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和民族团结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文化的发展离不开政治、经济领域的支撑，反过来又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彰显着一个国家软实力的水平。“中国文化离彻底振兴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我们现在绝不能沾沾自喜。”辛冠洁说，“5000年的文明是我们自信的底气，但我们应该做出超越古人的文明成果才无愧于祖先。在这方面，中国依然任重道远”。
（《环球人物》2019年第18期 尹洁）
（本版图片均为郭红松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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