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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德友
新中国的70年，是三四代人的时空承载。这70年的鸿篇巨制应该如何去记录？通过一个小小的账本就能实现。在《账本里的中国》中，作者许德友讲述了真实的账本故事，感悟了70年的国家发展之路。
账本里的家事
1993年，梁顺燕的女儿出生，在那个福利分房的年代，他们申请到了一套70平方米的三室一厅。这套福利房已带有简单装修，又因女儿刚出生不便翻新，简单收拾过后便入住了。
让梁顺燕印象深刻的是，女儿出生时值盛夏，天气非常炎热。丈夫那几天都在四处奔走，为家里装上了第一台空调，想给妻子一个惊喜。当年的空调由于产量少，供应货源十分紧张，需要凭批条购买。这台空调花费将近4000元，对许多家庭而言是当之无愧的奢侈品。
1996年，女儿已经三岁了，为了给女儿更好的居住环境，梁顺燕与丈夫决定要重新装修。最初夫妻俩的预算是10万元以内，但最后实际花费将近12万元。账本中记录着“买抛光砖7600元”，也代表着抛光砖的兴起，之前人们大多使用的是马赛克瓷砖和水磨砖，抛光砖至今仍然是许多人家庭装修的第一选择。这次装修的最大支出是全屋造木家具6.5万元，包括造木和水曲柳。那时，人们特别喜爱实木家具，认为其质量好、非常耐用，哪怕贵一些，需要找专业木工打造，十分烦琐，但一想到可以用很久，也值得了。
账本里的大学记忆
马卫红1975年出生于山西，上世纪90年代初考上了河北省的一所大学。那时候，她和其他同学一样，学费虽然不多，但生活费也十分有限。为了顺利度过大学时光，必须有计划地进行消费，于是马卫红买了个小本子，一笔一笔记录下大学时期的生活开支。
翻看这些老账本，在大学四年的时光里，马卫红和同学们很少有娱乐休闲类的支出。那时不流行下馆子，吃饭都是在食堂解决，学校的伙食费从刚上学时的一天2元到毕业时的一天5元，也算是四年间翻一番了。由于资金和场地的限制，大学里集体活动的形式也比较单一，私下最常见的团体活动，就要数师兄师姐们组织的老乡会了。老乡活动实行AA制，马卫红清楚地记得，最开始的时候一次聚会的开销平摊后，每个人只需要支付10至15元，但是到了临近毕业时，参加一次老乡会花费近40元。
当时的物价总体不高，马卫红的账本上还清楚地写着入学当年1994年的9月，交了学费500元、住宿费100元。从家乡山西出发到河北坐的是石太线上的绿皮火车，单程车费只需要5元。平时大家就在学校方圆1公里的区域内活动，很少去市里，更别提今天的学生旅行了。
那时候大学生的日常生活很纯粹，没有网络、手机、电视，娱乐活动也不像现在种类那么丰富，同学们几乎每天都可以有大量的时间沉浸在学习中。马卫红在入学的第一个学期就花了35元去培训班学习电脑打字，要知道，那时候一名普通大学生每个月的生活费也只有100元左右，参加培训班就意味着接下来必须省吃俭用好长一段时间。
账本里的乡村纪事
在千年古刹普光禅寺旁，有一个因寺得名的行政村——普光村，如今这个行政村隶属于浙江省嘉兴市南湖区余新镇。半个多世纪以来，这个看似寻常的小村一直保留着一份属于自己的“独家记忆”：一套完整的村级经济账本。村民在村里的收支情况、分红都完整地记录下来，账本见证了普光村的历史变迁。
村民记录的老账本是1962年至1982年的账目情况，这一套账本里主要包括了春花预分方案、早稻预分方案、年终粮食分配方案、年终经济分户方案和年终决算总方案五个部分。每个方案都有一本单独的账本，账本上清晰地记录了那个年代的普光村所在地区的农村人口数量情况及农民经济收入状况。
家住普光村四组的翁守荣生于1946年，曾经担任普光村的生产队会计、队长。年逾七旬的他对于这一套老账本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翁守荣说，非常有意义的是，老账本的起止时间“蕴藏”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的两个历史性事件。“1958年我们正式组建了人民公社，当时普光生产大队隶属曹庄人民公社，1962年起开始实行生产资料归公社、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三级组织所有的集体所有制经济。因此，1962年开始，大队开始需要记账，这就是这套账本为什么始于1962年的原因；同样，1982年全国开始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我们大队也是在1983年正式分田到户，所以从1983年开始，集体账本就没有记录的必要了。”
生于1962年的施招霖是现任普光村党总支书记，他是这套老账本的“同龄人”。对于20世纪60年代时家里的情况，他只有模糊的记忆。施招霖说：“现在已经完全想象不到那时的生活有多么苦了。”他翻开自己出生那年的账本，上面清楚地记录着，家里到年终一共分得54.43元，这就是施招霖家1962年的全部经济收入。
在老账本泛黄的纸上，密密麻麻的文字和数字背后，普光村20年集体经济的“村史”跃然而出。
（《账本里的中国》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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