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

    日本明治维新之后，举国“脱亚入欧”，但在书法方面，却是“逆水而行”，再一次从中国文化中找到振兴现代日本书法的营养。此营养的最大供应者，就是七次入京会试空手而归的湖北宜都杨守敬。在日本，杨守敬（1839—1915）被誉为“日本书道现代化之父”“传灯之祖师”，称他给日本书坛带去的，是一场“晴天霹雳”。

    杨守敬是42岁至46岁这段时间居留日本的。他在使馆接待了不少日本书界人士，其中友谊最深的为岩谷修一六、日下部鸣鹤、冈千仭振衣等人，这些人都是日本书界有影响的人物。

    书法从来不仅仅是技巧问题。首先，书法是一种文化形态，书法的成功高度依赖于整体文化水平；其次，书法仅靠临池苦练是不行的，书法人的内在文化修养、审美取向、阅历见识甚至年龄，都成为影响个人书法特征和成就的重要因素。作为书法家的杨守敬是这样理解书法的：“金石之学，以考证文字为上，玩其书法次之。顾淹雅之士，未暇论及点画；而染翰之家，又或专注集帖，不复上窥汉鼎。余谓天下有博而不精者，未有不博而能精者也”。

    他主张，“精”一定要建立在“博”的基础上。杨守敬书法之所以在日本引起轰动并深刻影响了日本书法的历史进程，与他博大精深的学养关系极为密切。舆地学之外，他又是金石学家，还是目录版本学的斫轮老手，对历代书法的研究用功极深。他一生共有83种著作传世，可谓著作等身。深厚的文化学养，宽博的眼界见识，刻苦的临池功夫，成为杨守敬取得巨大书法成就的依托。杨守敬的成功，给书法人留下深刻的启迪。

    杨守敬的名声在日本书界传开，人们在他这里观赏并购买了他从国内带去的汉魏六朝碑版和古钱、古印，那是他多年寻访而得的积蓄。他在国内时，长年对古碑文字痴迷，每次进京应试，都带回大批购到的碑拓，一次从京城返回宜都的路上，在汲县庙前野地里发现《修太公庙碑》，到住地后又携毡墨用具步行前往，在月色下拓得回来。多年如此辛苦积蓄，使他拥有了那么多稀见碑拓，最终在日本大放异彩，震撼了尚未感受过汉魏六朝古朴书风的日本书界。

    杨守敬在日本出让汉魏六朝碑拓和古钱、古印等物，绝非为了发财，而是有一个明确指向，那就是用这些钱购回散失在日本民间的中国珍稀古籍。

    日本朋友森立之送给了杨守敬一本目录著作《经籍访古志》，杨守敬按目访书，购求到三万多卷中国古书。当时，日本正急于“脱亚入欧”，中国古籍的地位一落千丈，沦落街摊，价钱非常低，这倒欢喜了杨守敬。他深深知道那些书的珍贵价值，其中有许多在中国国内已极其罕见。作为版本学家、藏书家的杨守敬如鱼得水，如入宝山，岂能放过这大好时机。当他46岁归来的时候，将这些历代古书全部带回。50岁时，他在黄州筑屋藏书，因此地城北即苏东坡赤壁，故而取名邻苏园。他后来又在武昌建藏书楼，在清末动荡的时局中最挂心的就是自己数十万卷藏书。他73岁那年适逢武昌起义，乱局如麻，士兵已进入他宅内索财，他的日本朋友直接写信给时任都督的黎元洪，要求保护杨宅，黎元洪发布禁令贴于杨宅门口：“兹查有杨绅守敬藏古书数十万卷，凡我同胞，皆应竭力保护，如敢有意图损毁及盗窃者，一经查觉，立即拿问治罪。杨绅系笃学老成之士，同胞咸当爱敬，共尽保护之责，以存古籍而重乡贤。”此期间，他的家人奔走于黄州、宜都、武昌、上海之间，保护存放在各处的书籍。所幸的是，这些辛苦购藏的古书，全都在国内存留下来。

    杨守敬在日本传书法之道，在国内则传古籍之道。作为读书人，他可谓俯仰无愧。

    （《北京晚报》9.19 赵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