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子涵
我们上学了,坐在一年级老师面前。他们手里拿着课本,我们手里也拿着课本。我们并不知道那其实是一本多么简单的课本,只觉得它是多么重要,多么神圣,在很多年前我们的小时候,还用牛皮纸、画报纸认认真真包住它的封面。我们太小,不会包,是爸爸妈妈认真包,我们认认真真看着他们包。
一
我们知道课本要包好,它们是很要紧的东西,不能撕坏。看着他们包的时候,我们匀细的呼吸里都有神圣。而现在坐在拿着课本的老师面前,高高讲台下的矮矮小小的我们,就像有光芒从乌黑浓发的头顶穿射入浑身上下的各处,它把我们捏拢得聚精会神。我们真正的、一生的学习就这样在一个九月一日的上午很端庄、很严肃地开始了,哪怕是一个后来再调皮的小孩,后来的一个留级生,在这第一天,在这第一个很正式地拿着课本教我们认字、学算术的一年级老师面前,也几乎都是坐得端正,不嬉皮笑脸。不管这个老师是男的还是女的,很帅、很美,还是普普通通,都是一个高高耸立的形象!
他们身后的那一块黑板,写上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数,每一个符号,无论我们立刻聪明地学会,还是没有立刻学会,都通往到后来写出的一本厚厚的小说,一个智慧的工程,和所有的杰出创造与诞生。而更首先的是,通往一个人的应该具备的样子的建成。我们成为了不错的人,于是我们很优良地建造世界。
别说在一年级的时候,直到成长之后的那么多年里,我们还真的就是没有郑重其事地想过吧,一年级老师,他们于我们的意义。一条知识长路的开始迈步和他们每天的念出、写上,一个已经懂了很多的大人,却每天教着简单、说着最明了的话,他们很像是那喊着“一二一”的人,懵懵懂懂的小鬼们腿脚发软地总走不到直线上,他们不可以发怒,就像一个木偶剧演员,善于牵住绳子,面带微笑,劳累地演出着每一天的有声有色和活泼可爱。
夜晚,还要翻开小鬼们的本子,读着那些歪斜和懵懂,打着红钩,改着错误,写上“鼓励”,写上“希望”,写着那么简单那么重复的那几个字。在城市的台灯下,在许多乡下的暗油灯边。亲爱的一年级老师啊,当然,还有后来的二年级老师……这需要何等的安宁,何等的耐力,何等平凡却是奇异的心的美丽!
我也是长到很大以后甚至快要到老了才油然看见,油然有了许多的感叹、想念,油然回到了那一张一年级的课桌前,坐下,抬起头,比七岁时更认真地看着讲台,看着严老师,她是我的一年级老师,也是后来我妹妹的一年级老师。
二
她是一个真正的“严老师”,没有洋溢的笑容,甚至缺少得有点吝啬,普普通通的长相,讲的是真正标准的普通话。很端正地在黑板上写着每一个字,一年级老师都是很端正地写字写数写符号,因为他们知道面前坐着的都是很空白的小孩,要让他们看懂,记得住笔画,他们也是在有意或者不经意地告诉着学习的认真、不可马虎、如同行走路上时的庄重和踏实的一二一,一二一。
她念课文也是语调平坦,电台里小广播那样的声音她从不出现。她念《秋天》的时候还是不像小广播。“天气凉了,树叶黄了,一片片叶子从树上落下来。天空那么蓝,那么高。一群大雁往南飞,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啊!秋天来了!”
她的真正标准的普通话把落下的叶子、南飞的大雁、到来的秋天都念得清清楚楚。她没有一点儿夸张地让一个一年级孩子,模模糊糊地觉察到文字里的情景美,甚至一辈子记住了那高高天空中的美丽散步。何止是只学会了“人”和“一”,只知道天空间的大雁在秋天往南飞的生命原理,“文学”不是也被栽种了吗?以课本栽种文学是最有力量最有面积的栽种,全世界都早已知道了这一点。中国的课本里是有好文学的,《秋天》就是!我从七岁记忆到现在,记忆着严老师的朗读。
一个七岁的小孩,那时的我,就是认为她读得是最好的。不像小广播也是最好的。我的那些一年级同学,一定都不会和我想的不一样。在一年级老师面前的一年级孩子几乎都一样。那是一个在知识面前最最天真、最最不会怀疑、和幼儿比起来又多了一些真真开始的认真和有点儿懂事的神情的珍贵年龄,珍贵啊,总共就那么三百多天的时间。
一年级老师正是牵着这个年龄的,牵着这个天真、认真、懵懂却已经有些懂事的生命的,牵着他们的知识学习的正式开始和人生岁月触摸的幕启幕开。
两个学期,白天和夜晚,阳光下、灯光下,我们后来所有的阳光和灯光里都有他们给的这一点儿,这许多,这些简单的文字、数字、符号,这些水滴和霞光。
我们后来的人世间的行走,也多么像那些大雁们,一会儿排成个“人”字,一会儿排成个“一”字,虽变化不定,却不慌不忙,暗自诗意地在生命的树上从嫩绿长到深红……
一年级老师,他们的嫩绿和深红,真不是我们以为的那么普通。他们是在我们六七岁的时候就领着我们在空中飞的人,教会我们“人”字,教会我们“一”字,我们后来果然就成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
我的一年级老师是严老师。她就住在我家对面的一幢房子里。
(《新民晚报》9.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