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上课点名吗

    刚开始工作那会儿，年轻气盛，每学期上第一堂课，必定会略带挑衅地说：这门课我不点名，来不来随便!我自认为这是欲擒故纵的招数，但效果往往很差。随着日子一周周过去，来上课的人数慢慢减少，我也无法收回原来的话开始点名。虽然外在装作无所谓的表情，但内心也会后悔自己自负的无知或无知的自负。

    其实很多老师都是不点名的。钱穆先生当年在北师大讲秦汉史，二百余人的大教室很早就被挤满，走廊里也都是学生，水泄不通，钱穆先生竟无路登讲台，于是只能跳上学生的课桌，踩着桌子才勉强走上了讲台。当年在复旦读书时，著名的三一零八教室，常有大师光顾，座位是根本占不到的，能挤进教室就属幸运，有时候只能隔窗挤进去一个脑袋。运气差的时候就架在走廊里听，有种隔墙有耳的感觉。

    如此看来，学生缺不缺课，关键还在于老师，同一个学生，可能喜欢某甲的课，但不喜欢某乙的课，汪曾祺先生可谓典型的代表。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中文系，但不喜欢系主任朱自清先生的课，朱先生上课爱点名，严厉刻板，作业太多，汪曾祺于是经常逃课去泡茶馆或图书馆。但汪曾祺喜欢闻一多先生的课，闻一多是具有诗人气质的大学者，性情自由放旷，一上课，“闻先生点燃烟斗，我们能抽烟的也点着了烟，闻先生打开笔记，开讲：‘痛饮酒，熟读《离骚》，乃可以为名士。’”他也真是名士做派。闻一多上课从不点名，课讲得极其精彩，吸引许多粉丝慕名而来：

    闻先生教古代神话，非常“叫座”。不单是中文系的、文学院的学生来听讲，连理学院、工学院的同学也来听。工学院在拓东路，文学院在大西门，听一堂课得穿过整整一座昆明城。闻先生讲课“图文并茂”。他用整张的毛边纸墨画出伏羲、女娲的各种画像，用按钉钉在黑板上，口讲指画，有声有色，条理严密，文采斐然，高低抑扬，引人入胜。闻先生是一个好演员。（汪曾祺《闻一多先生上课》）

    汪曾祺更喜欢的老师是沈从文先生，这是影响其一生的恩师。沈从文上课也不点名，而且他“不长于讲课，而善于谈天”。

    他几次谈及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有多大，谈某一位老先生养了二十只猫，谈一位研究东方哲学的先生跑警报时带了一只小皮箱，皮箱里没有金银财宝，装的是一个女人写给他的信。谈徐志摩上课时带了一个很大的烟台苹果，一边吃，一边讲，还说：“中国东西并不都比外国的差，烟台苹果就很好！”谈梁思成在一座塔上测绘内部结构，差一点从塔上掉下去。谈林徽因发着高烧，还躺在客厅里和客人谈文艺。他谈得最多的大概是金岳霖。金先生终生未娶，长期独身。他养了一只大斗鸡。这鸡能把脖子伸到桌上来，和金先生一起吃饭。他到处搜罗大石榴、大梨。买到大的，就拿去和同事的孩子的比，比输了，就把大梨、大石榴送给小朋友，他再去买！（汪曾祺《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

    这样的谈天，别说穿越半个昆明城，哪怕是穿越半个中国，半个地球，也是值得的，老师自然是不用点名。

    还有些老师，不但不点名，反而不希望过多的学生去听。法国思想家福柯43岁被选为法兰西学院“思想史体系”教席，从1970年12月到1984年6月去世，他一直在法兰西学院授课。他的课堂因思想性和个人魅力，在当时极受欢迎，听课者除了学生，还不乏学者、教授、社会人士以及慕名而来的外国人，以至于“人满为患，竟然到了拥堵的地步”。当时有记者描写了福柯课堂的气氛：

    当福柯快速走入教室，雷厉风行，就像某人一头扎入水里，他挤过人群，坐到椅子上，推开录音机，放下讲稿，脱下外套，打开台灯开始讲课，一秒也不耽误。扩音器传出响亮、有力的声音，这是大厅里唯一的现代工具，从仿大理石的灯罩发出的光使教室不太明亮。教室有300个座位，挤了500人，没有一点空地……

    福柯当然不用点名，他反而一直抱怨课堂的人数太多，影响到了和听众的距离和课堂的效果：

    有几次，当课讲得不太好时，不需要太多，只需一个问题就可以重新改变状况。但是这样的问题从没有出现过。在法国，群体效应使一切真正的探讨变得不可能。因为没有反馈渠道，授课被戏剧化了。我和那里的人们是表演者或杂技演员与观众的关系。当我讲话完毕，就有一种完全的孤独感……

    老师多愿不切实际地追求理想状态，理想的教和学的环境，或许应该是自由和宽容的。老师愿意教，学生愿意学，就像几被描画为“学术理想国”的西南联大。如何兆武先生回忆的那样：

    没有任何组织纪律，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呼口号。早上睡觉没人催你起来，晚上什么时候躺下也没人管，几天不上课没人管，甚至人不见了也没有人过问，个人行为绝对自由。……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看什么，听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

    （《新京报》9.14 王宏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