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怀敬意地开掘出普通人的美

    1980年第10期的《北京文学》杂志发表了短篇小说《受戒》，这一年，它的作者汪曾祺刚好60岁。《受戒》的迅速走红，使这位当时让普通读者感到陌生的老作家开始广为人知。在《受戒》中，作者满怀敬意地开掘出普通人的内在性格力量和精神美，在新时期文学中较早地体现出对于人情美、人性美的追求。时至今日，《受戒》依然是中国当代短篇小说中的经典美文，令人百读不厌。

    周围人的好评

    关于《受戒》，汪曾祺本人的回忆是这样的：

    “读了高中二年级，日本人占领了江南，江北危急。我随祖父、父亲在离城稍远的一个村庄的小庵里避难。在庵里大概住了半年。我在《受戒》里写了和尚的生活。这篇作品引起注意，不少人问我当过和尚没有。我没有当过和尚。在这座小庵里我除了带了准备考大学的教科书，只带了两本书，一本《沈从文小说选》，一本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说得夸张一点，可以说这两本书定了我的终身。

    《受戒》所写的荸荠庵是有的，仁山、仁海、仁渡是有的（他们的法名是我给他们另起的）……唯独小和尚明海却没有。大英子、小英子是有的。大英子还在我家带过我的弟弟。没有小和尚，则小英子和明海的恋爱当然是我编出来的。小和尚那种朦朦胧胧的爱，是我自己初恋的感情。”

    《受戒》的责任编辑李清泉回忆说，初次知道《受戒》，是听一位京剧团的老杨同志说起的，他那时刚读了一位朋友写的小说，“味道十分迷人，可是回头一寻思，又觉得毫无意义”。

    李清泉说的“老杨同志”是杨毓珉，他是汪曾祺西南联大时的同学，汪曾祺“摘帽”（摘去“右派”帽子）后，能从张家口调回北京，到北京京剧团工作，杨毓珉是主要的推荐者。两人曾通力合作，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现代京剧《沙家浜》。因此，汪曾祺写出《受戒》之后，曾在京剧团给少数人看过初稿。据汪曾祺儿女回忆：

    “《受戒》写成后，爸爸没有想找地方发表，只是在剧团少数人中传看。把想写的东西写出来，爸爸已经很满足。杨毓珉、梁清濂都看过。梁清濂回忆说，一天爸爸找到她说：‘给你看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受戒》。看过之后，她才知道小说原来可以这样写的，很激动。但是看过之后又想，这样的小说能够发表吗？给杨毓珉看，也很激动，觉得写得很美，但也认为没地方发表。”

    杨毓珉在代表北京京剧团到文联开会汇报工作时，提到了汪曾祺写《受戒》，引起了《北京文艺》编辑李清泉的兴趣。此时正值《北京文艺》即将改名为《北京文学》，1980年第10期，是改名后的第一期，这期杂志也拟定为“小说专号”。身边出现了这么一篇“味道十分迷人”的小说，李清泉当然不肯放过。

    为什么写《受戒》

    汪曾祺说自己写《受戒》的动因有三点：一是他重写了32年前的旧作《异秉》，感到自己的情感、认知，跟早年比有所变化，沉淀在心中的“旧梦”，似乎可以用“一个八十年代的人的感情来写”；二是比较集中、系统地重读了老师沈从文的小说，沈从文笔下的农村少女形象，推动着他去写出一个自己的“翠翠”；三是外部环境的变化——“百花齐放的气候的感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

    汪曾祺强调，写《受戒》是一种“感情需要”：

    “我写《受戒》的冲动是很偶然的，有天早晨，我忽然想起这篇作品中所表现的那段生活。这段生活当然不是我的生活。作品中那几个和尚的生活不是我造出来的。作品中姓赵的那一家，在实际生活中确实有那么一家。这家人给我的印象很深。当时我的年龄正是作品中小和尚的那个年龄。我感到作品中小英子那个农村女孩子情绪的发育是正常的、健康的，感情没有被扭曲。这种生活，这种生活样式，在当时是美好的，因此我想把它写出来。想起来了，我就写了。写之前，我跟个别同志谈过，他们感到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写这个作品？写它有什么意义？再说到哪里去发表呢？我说，我要写，写了自己玩；我要把它写得很健康，很美，很有诗意。这就叫美学感情的需要吧。创作应该有这种感情需要。”

    1980年的春天，汪曾祺重读沈从文的作品，同时，他迎来了分别数十年的大姐汪巧纹。姐弟俩畅谈高邮往事，引发了汪曾祺的“思乡病”。儿女说，常常见他“发愣”。

    《受戒》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下，花了两个上午写成的。

    给予人们一份快乐

    “欢乐”似乎是汪曾祺赋予《受戒》的“意义”，他说：“我的作品的内在的情绪是欢乐的。我们有过各种创伤，但是我们今天应该快乐。一个作家，有责任给予人们一份快乐，尤其是今天。”

    汪曾祺强调“我的作品是健康的，是引人向上的，是可以增加人对于生活的信心的”，无外乎是希望读者借助小说的精神力量，走出咀嚼苦难与悲情的迷思，平复过于哀伤的人心。汪曾祺曾对《受戒》作自我阐释：“我在动手写《受戒》时，就下决心尽可能把它写得美，写得健康，写得富有诗意！为什么要这样？是有感于当前一些青年人在爱情上的庸俗化、轻率、不忠贞，以及让爱情屈从于金钱的种种不健康思想及表现。若问《受戒》的主题思想，可以借用孔夫子对《诗经》的评价，一言以蔽之：思无邪。在《受戒》以后写的《大淖纪事》，重申了这一主题，这两篇小说，互为姊妹篇。”

    《受戒》最终获得了《北京文学》1980年优秀短篇小说奖。后来有人总结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出现的一批引人关注的爱情小说，包括刘心武的《爱情的位置》、张洁的《爱，是不能忘记的》和汪曾祺的《受戒》，说《爱情的位置》是“提出爱情的问题”，《爱，是不能忘记的》是“写爱情的现实”，《受戒》则是“写爱情的永恒”。

    （《光明日报》9.6 杨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