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济生出生在一个医生家庭,从外国传教士那儿学到一些医学知识而行医为生的父亲,希望儿子长大能正规学医,普济众生,“济生”之名就是父母对儿子寄予的无限期望。童年的韩济生,历经了抗日战争中的颠沛流离、母亲早逝,但他仍然坚定地走上了学医的道路。
“跨界”接下挑战
1965年,韩济生确定了一生的科研方向。
当时,中国一些地区在利用针刺穴位止痛做外科手术,周恩来总理指示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抽调人力研究“针刺麻醉”的原理,这个任务交给了北京医学院。
时任北京医学院党委副书记的彭瑞骢教授找到韩济生。“其实我也不愿意做,毕竟学的是西医,对针刺麻醉一无所知,独创新领域肯定困难重重。接受国家总理给的任务更是难下决心,做不好就辜负了党和国家的信任。”然而,当韩济生亲眼见证了针刺镇痛下进行的开胸手术后,他下定了决心:做!
当初的他并未想到,这一干就是50余年。
实验开始,韩济生拿自己下手,往合谷穴上扎针,观察痛觉是否会减轻。为了产生标准化的疼痛刺激,他寻找各种方法,热烫、强光照射至起泡都曾试验过。后来,韩济生研究出一种可以不损伤人体,也能在皮肤上产生痛觉的方法——在一个金属电极上裹上棉花,蘸着氯化钾溶液通直流电,就可以在皮肤上产生痛觉,可以反复使用且不损伤人体。
借助这种方法,实验进展很顺利,只用了3个月,韩济生团队就发现,在穴位上扎针半小时,确实可以让痛觉变得迟钝,而且全身都有镇痛效果。一旦停止扎针,原有的镇痛效果就逐渐减退,每过16分钟下降一半。
根据上述规律,韩济生又提出一个假说:针刺让皮肤痛觉变迟钝,可能是针刺导致人体产生了某种化学物质,发挥了镇痛作用。他们用脑脊液交叉灌流法反复实验发现,被施针的兔子脑中确实产生了某种物质,可以被转移到第二只兔子脑中,使后者痛觉变得迟钝。
初步探索后,韩济生团队选择了5-羟色胺作为第一个研究目标。当年,实验材料极其缺乏,要确定5-羟色胺是否参与了针刺镇痛,必须有5-羟色胺合成抑制剂或受体拮抗剂。从哪里去找这些试剂呢?巧的是,在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供职的朱章赓教授来实验室参观时,对实验结果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承诺免费提供实验室所急需的精细化学材料。借助这些材料,在1973年—1978年的五年时间里,韩济生团队反复论证,针刺可以促进脑和脊髓中5-羟色胺和相关物质的生成和释放,发挥镇痛效应。
意外促成的跨国合作
1979年6月26日,韩济生受邀参加国际麻醉药物研究学会的年会并做报告。临走时,由于在旧金山转机出了问题,韩济生滞留在了美国。为了不浪费时间,他在脑中搜索着可以拜访的学者。韩济生说,长期以来,他要求自己也要求学生,在看文献时要记住作者的全名和单位。这个习惯此时显示出意外效果,他在脑海中搜索到了美国斯坦福大学药理系的哥德斯坦教授,并贸然登门拜访。哥德斯坦发现了神经系统中作用类似吗啡的肽类物质强啡肽,而这也正是韩济生想要研究的化学物质之一。
韩济生向哥德斯坦说明来意,两人随后进行了一次长达几个小时的讨论,并达成了合作意向:阐明在生理状态下的强啡肽究竟有什么作用。哥德斯坦愿意无偿送给韩济生价值几千美元的几毫克强啡肽,让他带回中国,由此展开了双方的合作。
“脑啡肽、内啡肽和强啡肽是外国人发现的,如何激发人体加速产生这三种物质则是我们用10多年时间破解的密码。用2赫兹电刺激,可以让人体产生脑啡肽和内啡肽,而用100赫兹电刺激,可以产生强啡肽,这三者都可以起到镇痛的作用。”回想起当年的发现,韩济生依然激动、自豪。
开辟新天地
除了镇痛,韩济生开始思考,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否在其他领域适用。1990年,从报纸上看到“全国吸毒人数达到七万人”的消息时,韩济生震惊之余开始思索:“能否用针刺方法使脑内分泌出脑啡肽,来减轻吸毒者的痛苦,使之回归正常生活?”十多年的研究显示,脑啡肽就像天然吗啡,可以明显缓解海洛因成瘾者的戒断综合征。1997年“韩氏仪”被公安部、卫生部和全国禁毒委员会选为有效的戒毒产品向全国推荐。
2008年,80岁的韩济生走出内源性吗啡样物质领域,去寻找针刺能否治疗西医所不能治疗的“不治之症”,在此后开辟了穴位刺激治疗孤独症、不孕症等新天地。
如今,91岁的韩济生仍奋斗在科研和教学一线。他说:“人生有限,要使时间达到最大利用率,尽可能扩大战果,实现儿时‘济生’的愿望!”
(《新京报》8.30 彭子洋)

上一版



缩小
全文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