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年干一杯”

    1980年1月，《收获》杂志发表了女作家谌容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引发了文坛内外的广泛关注。时至今日，小说中“为中年干一杯”的憧憬与祝愿，仍具有现实意义。

    陆文婷们的经历和处境

    1979年夏天，谌容开始构思一部反映中年知识分子生存状况的小说。他们在单位是骨干，在家庭是顶梁柱，微薄的收入和累人的劳作使其不堪生活之重。谌容有一些当医生的朋友，她觉得在各行各业的知识分子中，医生尤为可贵，于是决定将主人公的身份设定为一名医生。

    这一年，谌容43岁，与她要塑造的主人公陆文婷年龄相仿，都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知识分子。1957年，谌容从北京俄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工作，先后担任音乐编辑和俄语翻译。后来因为身体原因，经常晕倒，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精简，工作关系转到教育系统。她曾几次被分配到中学任教，都曾晕倒在讲台，不能任教。正是在无事可干的苦闷与不甘中，她大量阅读文学作品，并拿起笔开始创作。“

    尽管谌容表示“我不是医生，不是陆文婷”，“我只是‘这默默无闻的众多中年人中的一个’”，但她显然对陆文婷们的遭际感同身受：“我熟悉陆文婷们的经历和处境，了解他们肩负的重担，知道他们生活的艰辛。他们是解放后培养起来的新人，他们应是大有作为的一代。各条战线都有陆文婷。”

    1979年10月底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期间，巴金叮嘱女儿李小林去看望谌容，在谌容家中，李小林看到了《人到中年》的草稿。“草稿才写了几章，她就拿去看了。说实话，对那种颠颠倒倒、虚虚实实的写法，我也是全无把握的，总怕读者不易接受。第二天，小林就跑来找我，连声说：‘读者完全可以接受。’这才坚定了我的信心，在中篇小说的结构方式上作一些突破。”李小林催促谌容快些写，小说写完后很快就发表在新年第1期的《收获》上。小说并没有采用惯常的线性时间叙事，整个故事都从主人公陆文婷在病床上的幻觉展开，把现实和回忆穿插起来，通过复杂交织的联想来表现外部世界。这便是谌容所说的小说结构上的突破。

    巴金的肯定

    小说发表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谌容收到了大量的读者来信。陆文婷的遭遇在很多中年知识分子中产生共鸣。中国科学院有一对夫妇在信中说：读完小说他们曾哭了一场，当时他们为了节省时间，把女儿的头发都剪掉了。有什么办法呢？科学家要出成果，文学家要出书，为了事业，就得有所牺牲。

    而更多的读者从陆文婷身上寻找到了榜样的力量。有一封信寄自遥远的边疆，信上说:“陆文婷的形象已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了根，她将与我相伴一生，她使我双眸更加明亮，对生活、理想、事业的追求更加执着，使我在生活道路上的步子更加坚定。”

    小说在文坛也引起了轰动。巴金说：“我多么希望我能写一部像《人到中年》那样的小说！”在《随想录》中，巴金专门用一节评述了《人到中年》，他说自己的侄女从遥远的边疆来信称“《人到中年》里的陆大夫就是我们中年知识分子的写照”，巴金进而感到，“越来越多的读者在小说里看到了他们的面影。的确到处都有陆大夫，他们就在我们的四周。他们工作、受苦、奋斗、前进，或者作出成绩，或者憔悴死去……小说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生活”，“正是靠了这无数默默地坚持工作的中年人，我们的国家才能够前进”。

    在受到盛赞的同时，《人到中年》也招致了一些批评的声音。一种观点认为，作品的调子过于感伤低沉，不够昂扬。1980年7月2日的《文汇报》发表了署名晓晨的文章《不要给生活蒙上一层阴影——评小说〈人到中年〉》。文章说，“虽然在中年知识分子问题上，还有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但有关方面已经做的工作，已经取得的成绩，却是有目共睹、不容抹杀的。可惜的是，《人到中年》却把这一切都忽视了。”

    从陆文婷到蒋筑英

    《人到中年》发表并引起轰动，1980年8月，有关方面落实政策，谌容被调到北京市作家协会当驻会作家，原单位也补发了3年的工资。拿到钱后，谌容没回家，径直到商场买回了电冰箱和洗衣机，一来是个纪念，二来也是为了表示对家庭的负疚之意。

    然而，在当时，许多知识分子的生活依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知识分子问题成为当时舆论关注的焦点。1982年，《光明日报》组织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也许因为《人到中年》产生的反响，便邀请谌容撰文，但谌容感到“写《人到中年》，不过是写了一些从生活中得来的感受和自己对生活的看法，谈不上对知识分子问题有什么研究，因此始终未敢动笔”。直到1983年从北美访问归来后，她读到了前一年《光明日报》关于蒋筑英的报道后，感触良多，便提笔写下了《从陆文婷到蒋筑英》，发表在1983年2月3日的《光明日报》上。

    蒋筑英生前是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的中年光学专家，他才华横溢、刻苦钻研、不计名利，为四化建设鞠躬尽瘁，43岁便英年早逝。他去世后，《光明日报》刊发了《为中华崛起而献身的光辉榜样——记中年光学专家蒋筑英》等报道和蒋筑英妻子的祭文《永存的慰藉》等纪念文章，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同一时期，《工人日报》也集中报道了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工程师罗健夫的事迹（终年仅47岁）。胡乔木在随后发表的《痛惜之余的愿望》（载1982年11月29日《光明日报》）一文中指出：

    我们不能过多地责怪长春光机所和骊山微电子公司没有照顾好蒋筑英和罗健夫。但是痛定思痛，我们仍然不能不想到，在这些方面未必没有许多欠缺。我们为什么不能更早地注意到他们的病情，在来得及的时候挽救他们的生命呢？我们为什么不能更多地采取一些严格的“强制措施”，让他们得到稍为好一些的工作和生活的条件，得到比较接近于必要的休息呢？

    在《人到中年》发表两年多后，作为现实版陆文婷的蒋筑英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也证明了谌容作为一名作家的社会责任感和超前的敏感性。

    （《光明日报》8.30 饶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