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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华（Alain Delwart)1958年出生，现居瑞士。1980年从比利时布鲁塞尔大学翻译系毕业后，通过政府间奖学金项目来到中国，在北京学习了两年汉语。此后，在亚洲生活了十四年。1996年，回到欧洲，定居瑞士。
1980年9月8日，我独自一人到达北京,当时我21岁。80年代初那两年我在中国学习、生活和旅行的故事，像一张单色图片。
布鲁塞尔—巴黎—卡拉奇—北京，多么震撼！第二天，在我抵达时，仿佛腕表被调后了一个世纪，一切都显得古老而简陋。比利时大使馆的一位工作人员本来应该来机场迎接我，可是他忘了。在机场没有人说英语，最终有一名机场员工通知了大使馆。这是我跟中国的第一次接触，也是第一次失望。整个城市主导色是灰色，老百姓是蓝色，军队是绿色。那一路我看到了成千上万的自行车、官方的几辆罕见的黑色轿车以及几辆发动机轰隆响的三轮车。
在大使馆，他们把一辆自行车装在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我们前往在海淀区的北京语言学院。办完一些手续之后，我被带到我的房间——123号房间，这个房间在一个漫长而光线不足的走廊的尽头。这不是监狱，但看起来有点像。这是我第二次失望。
头几天非常痛苦，我不认识任何人，课程尚未开始。几天后我才打开我的行李箱，然后我在食堂认识了其他外国学生：法国人、墨西哥人、说英语的人和来自非洲各地的人。这里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但没有中国学生。
为了吃饭，我们得买饭票，我们通过很小的玻璃窗口跟他们沟通。几个服务员在巨大的金属盆面前忙碌着。我用手指告诉他们我的选择，然后坐在挂着大型红色横幅的墙前吃饭，我并不懂上面写的是什么。
女孩和男孩的公寓当然是分开的，在每个建筑物的门口站着一名门卫，他们整天都在杀蚊子，并通过扬声器向住户宣布有人打来电话。我们可以自由出入我们的公寓楼或邻近的楼而无须出示证件，但少数前来公寓的中国学生或老师并非如此。这是我第三次失望，因为我是一个专门来学语言的人，而我刚刚意识到，在这种隔离的环境中学习和练习中文并不容易。
在晚上和周末，校园周围几乎没什么可玩儿的。我利用空闲时间骑车探索北京的每一个角落。在宽阔的大道上，成为数百名车手之一令人兴奋。我们都在交通红灯前排成一排，像数百匹马准备开始比赛。他们看我的眼神，好像我是开一辆豪华车的外星人。骑车时有人会靠近我，并试图跟我说话。我带着茫然的微笑回应，继续前进。你必须知道，当时自行车对大多数人来说非常昂贵。你必须在友谊商店先登记然后等待，或请外国人帮你购买一辆。有时候我会坐公共汽车去市中心，公共汽车在一天的任何时间都是满的，在冬季和在夏季一样，所有的窗户都敞开着。有很多时候，有人会从他的座位上站起来给我让座。
1981年1月，在农历新年前后，我在北京以外的地方进行了第一次旅行。它由北京语言学院组织，仅限于外国学生。我早就计划好在旅行结束时不跟着团队返回北京，而是到南方省份去。为了能够在中国旅行，我们必须申请旅行许可证，需要说明有效期、目的地、交通工具和随行人员的姓名。当时，外国人只能参观26个城市。语言学院带我们去的是西安、成都、重庆、武汉和长沙。在长沙之后，我们又去了广州、桂林、昆明，最后是美丽的西双版纳。我们清楚地知道，大多数中国人由于时间和金钱所限没有机会去参观这么多美丽的地方。
1982年，我的离开几乎和我的到来一样痛苦。离开朋友时，我必须克服深深的悲伤和无助感。在那一晚，我搭了一班火车前往广州，然后离开了。
后来，我回到欧洲并在瑞士定居。在2010年，尽管我担心再一次回到中国会让我太怀念以前我了解的中国，但我最终还是再访中国，去参观上海世博会。在仅仅三十年的时间里，以西方的社会进步标准来看，这个国家向前推进了一百年。没有人能预测到这样的经济奇迹。
在今天的中国，两个现象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企业自由竞争和更为个性、多元的个人发展。有趣的是，第一个促进了第二个。我要赞扬中国辛勤工作和不甘平凡的人们为自我发展而不懈努力的企业家精神。坦率地说，我完全不相信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使用相同的配方会取得一样的成功。中国人是关键因素，这可以在整个亚洲甚至更远的地方得到验证。如果在有利的环境中使用正确的工具，它们将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如今，中国人拥有很强的购买力，可以在中国和海外自由旅行，这是我在中国经历的那个时代不可想象的。汽车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自行车，一个高效的地铁网络让我们用短短一个小时就可以横跨北京。
中国看起来像一个有天赋而且很勤奋的孩子，在学习走路之前就学着跑步。因为中国虽然历史悠久，但在许多方面仍然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国家。中国的旅游业还不够成熟，人们行色匆匆，因为他们觉得现在必须以每小时100公里的速度生活和学习，以弥补浪费的时间，摆脱束缚，发现世界，丰富自己。这是我每次去中国的主要印象。
（《亲历中国四十年》浙江文艺出版社201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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