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1世纪后,文学在时代观的塑造中,发挥着越来越少的作用。日新月异的生活是被科技改变的。连对现实的呈现,靠的也是新媒体。
作家总是认为自己对时代有绝对的阐释权。文学逐渐失去关注,于是有些作家想通过进入历史重新建立和时代的关系。当作家发现“文学化”表述历史可以吸引读者,还没形成完整且正确的历史观的前提下,就把历史当作展现人的欲望、日常生活的琐碎、特异经验的背景,把对封闭内心的描摹重新挪移在历史叙述中,使历史也充满了非理性和荒诞。
有些作家并未想过正确表现历史,而是塑造出一种观念的历史,越靠近当下,这种观念性越强,尤其是对重要历史节点符号化,把在历史中沉浮的人物概念化,未曾认识到历史事件发展逻辑的复杂性。他们缺乏处理重大历史问题的能力,也缺乏抽丝剥茧的耐心。他们追求的只是历史背景下的一种戏剧情境和参差对照,只有把历史情境塑造得越极端,才越能掩饰他们笔下人物行为的诸多不合理和思想上的孱弱,历史仅仅是人物幽深内心的外部装饰。他们并非追随历史事件的发展逻辑,而是以某种价值立场预设逻辑,以一种直观性、二元对立的历史认知,形成流行的历史论调。一些极端历史书写甚至变成“审丑”。这样的作品谈不上历史还原,更缺乏历史反思。
有人借着历史创作不断彰显自己的勇敢。成名作家大胆将历史扭曲、变形,为其戴上各类光环。年轻作家假意从沉迷内心的叙事挣脱出来,触碰某些题材,收获转型成功的称赞。但鲜有人去追究这份勇气背后,所揭露、触碰的真实程度。他们的作品呈现一种虚假的历史感,并将这种虚假关联起现实的处境,又将对现实的种种看法,投射到历史中,用当下的视角构建历史,循环往复。
尽管小说是虚构的,但史跟实之间微妙的关系,以及一些作家“勇敢”“诚恳”的姿态,仍让人信以为真,把文学中的历史当作进入当下问题的路径,造成了历史、时代与现实、自我之间错误的联系。错误的历史书写容易让人形成扭曲的历史认知。
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时代书写者,需要投入时间,进行大量的调查工作,实地走访和资料研读。需要准确把握历史与现实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新媒体的发展已经使生活实感压迫了历史记忆,缺乏历史记忆就无法把握时代。文学作为一种特殊的社会实践方式,如果依然以一种“碰瓷”的手段处理历史、展现时代,必然会陷入虚无。
(《光明日报》8.21 霍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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