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科举是当时人向往成为社会卓越分子或进入成功领域的一个途径。唐代人孟郊讲:“昔日龌龊不足夸,今朝放荡思无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所以当时一般的官绅家庭生活中,十分重视读书进学,构成培养家族子弟最重要的方面。
“学问大事,在养心”
出生于今天上海陆家嘴的陆深,是明代弘治十八年的进士,任职翰林院编修等官。陆深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他到江西做官,写信告诫儿子在上海家中要好好读书:“须要节量读书,学问大事,在养心,养心先须养气,元气充足,百事可办……家中闲杂,不必管,接见人,务要拣择,无益之事,足以费日力、害身心,当畏之如蛇蝎,可也。”
弘治十八年陆深的同科进士昆山顾鼎臣,则是状元。其父生平经历一般,不过是投身至户部吴主事家的女婿,平时只在城里开店买线为生。顾鼎臣科举成功后,顾家由此崛起。有人统计过,从公元1400年至1750年,顾家一共产生了9个进士、6个举人、6个贡生。维持这个家族长期攀升、兴盛的一个重要基础,当然仍在读书进学。
顾鼎臣给长子履方的家信中,强调了“读书谨行以图出身”,是为“上策”。另外还写信说“汝可奋然励志,以读书修行为首务……读书以体认道理、变化气质为本,日用间遂能随事用得……若只以此为牟利、窃名誉之资,便非好人。”
“浮华易谢,行谊为重”
万历十四年进士、嘉善人袁黄,父亲袁仁不过是一名布衣之士,但十分博学,深得世人尊崇。袁仁给妹夫沈扬的信,就很关心沈家的科考前程,但他强调要以行谊为重。毕竟科举制度的压力,弥漫了整个明代文人文化,除准备应试者外,其亲友也感同身受。袁仁一直强调“浮华易谢”“行谊为重”。时时强调袁家祖训中对于志节秉持的意义。
嘉靖二十五年七月初四,弥留之际的袁仁留下了两万余卷丰富的藏书,除分赐部分给侄儿辈外,都传给了袁黄。母亲李氏告诫袁黄说:“汝父博极群书,犹手不释卷。汝若受书而不能读,则为罪人矣。”
“人之立品,须自小做起”
钱萼是袁黄祖父袁祥的女婿,育有五子,都能世其业。孙子钱贞选贡后登应天乡榜。而钱贞的曾孙,就是万历四十四年考中状元的钱士升。他的成功,为钱家带来了无上的荣光。
钱士升在给长子钱栻的信中说:“汝在家,只宜杜门读书,静以修身,俭以养徳,人之立品,须自小做起,比之匪人圣贤,垂戒慎之勉之。”另一封信中又强调:“儿辈在家,只管闭户读书,勿见要人,勿谈朝事,勿落近日名士气习,严以律己,谦以下人。至于奴仆,务须约束,毋得放恣,庶几弗玷高、曾清白家风,切嘱切嘱。”钱士升还赞扬钱栻能追随师友同学辈讨论学术,“不独造就德业,兼可收摄精神,较之家中独坐矻矻,所见所闻,不出帷墙几案之间,如蝇触窗,如蚋鼓瓮,真不啻天渊之辽绝矣”。这些信中,明晰地体现出高地位家庭中对于家族子弟的规范和约束。
“一一体到身心上来”
钱士升的同科进士、有着多年塾师生活经验的魏大中,在教育上当然较士升更为细致具体,像他对考中秀才的次子学濂的教育,就说“秀才大难,经书有一句理会不来,做不得;有一题拈弄不来,做不得”,能理会、拈弄的,只是求通,而求通全在穷理,穷理全在看书、作文,从零碎处积渐至成片段,就通而熟了;经书必须从头到尾“字字揩磨”,“一一体到身心上来”,看过再看,思之又思,从而能够达到豁然的境界,才有进步。
像顾鼎臣、钱士升、陆深等这样的人物,可能是个别,也可能代表一个群体。当如松江华亭人何良俊强调的那样,他们不是让子弟依赖家世与财富地位而随俗放荡,而是比较重视子孙的培育与教诲,不仅要求“知孝悌忠信”,而且强化“读书”观念,“不可令读书种子断绝”。
(《解放日报》7.31 冯贤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