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捐班

    倘若溯源，捐纳财物而得官的“捐班”在西汉就有了兆头，据《汉书·食货志》载：文景时颁布“卖爵令”，凡向朝廷捐献粮食的富民，“得以拜爵”。只是，当时并不普遍。到了明代，这一卖官鬻爵的现象趋于显性化。清沿明制，捐班在清代形成了体制化，诚如史学家朱维铮所言：“始于康熙，倡于雍正，定于乾隆。”

    康熙执政61年，其间叛乱不断，灾害频频，用兵、赈灾造成财政空缺。于是，他开了捐官门路，如康熙十三年（1674年）为征三藩战争筹饷，开征“文官捐”，即在出卖贡监、封典等“现行事例”外，准许汉人中的土豪富商或已革官员捐银谷换取文职实缺，京官自郎中（正司级）以下、外官自道员（正地级）以下，均可捐班。康熙声言：这是“暂行事例”，也就是说它属于那种期满或事毕就停止的权宜之计。康熙只是“虚晃一枪”，其子雍正则来了个“发扬光大”：“应酌添捐纳事款，除道府同知不许捐纳，其通判、知州、知县及州、县丞等，酌议准捐。”乾隆改元（1736年）曾有停止捐纳的动议，但鉴于灾异多发、边疆闹事，在其“乾纲独断”的63年间，还是沿用卖官鬻爵，并将列祖列宗创行的先例整合成捐纳典制，完成了捐班的体制化。

    清代列帝推行捐班，其出发点和归宿都是旨在缓解天灾人祸导致的突发性财政窘况，并非为了寻觅和招揽人才。捐输者无不把捐资作为交换权力的条件，而且，捐班官员是否授予实缺，唯看其对朝廷“捐纳财物”多寡而定，“捐纳财物”愈多者，“将本求利”愈烈，岂能为政清廉？恰如龚自珍所断言：借口财政困难而“开捐例，譬如割臀以肥脑，自啖自肉”。（《西域置行省议》）

    清代的捐班，大体分为两种：大捐，即借口赈灾、河工、军需等开例的实官捐；常捐，即捐贡监、虚衔、加级、记录和封典等。这些捐班都是明码标价的，前者价昂，后者价廉。悟迟老人所著《漏雨喁鱼集》记载了当年“勒捐”的咄咄怪事：省府州县长官不断出告示，威胁、利诱，同时放纵“军需局董，沿乡劝捐”，“沿门勒写，进门时如化缘和尚，不遵捐数如弄蛇恶丐”。

    吊诡的是，清代个别为政清廉者也会默认甚或支持捐班。据《清史列传·陆陇其本传》记载：被康熙誉为“清官第一”的江南总督于成龙任河督时，发现河工积弊甚多，治河经费拮据，于是他在“暂行事例”找出路，并制定了一套捐官奖励办法。属下陆陇其也是个清官，他力反之：捐班已使“正途为之壅滞”，“多一先用之人，即多一害民之人”。于成龙大怒，以“迟误军需”立即“议他死罪”，后康熙以“居官未久，不察事情”而宽恕之。封建时代，有些错误的政策一旦制定，清廉者也只能实施——自上而下皆然，别无他途。

    人们常说：清代“政以贿成”。捐班堪为清代的一个显性腐败。当年的文学作品如《儒林外史》多有揭露和鞭笞。瞿秋白在《最艺术的国家》一文中说：“中国民族的固有文化是科举制度，外加捐班之类。”鲁迅《准风月谈·各种捐班》在抨击清代捐班这一腐败现象的同时，论及了民国捐班衍生的新变种：“到得民国，官总算说是没有了捐班，然而捐班之途，实际上倒是开展了起来，连‘学士文人’也可以由此弄得到顶戴。”

    （《今晚报》8.12 沈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