芝加哥的警与匪

    ■严歌苓

    我第一次领教芝加哥的警察是在1990年秋天，我刚刚到达芝加哥的第二周。我的学校在市中心，白天东南西北都是繁华。一到夜幕垂降，便只剩乞丐、酒鬼和警察了。偶尔见到一些行色匆匆的人，便是我们这类上晚间课的学生。

    这天我走出地铁，发现白天的东南西北此刻都不算数了，我完全陷入了迷失。这时我看见马路对面走来一位女士，下半截脸缩在竖起的大衣领子里，步子干脆迅捷。我马上朝这位年轻女子迎上几步，用胆怯的英文说：“请问……”她倒退半步，大声道：“走开！”我说：“对不起，我只想……”她头也不回地说：“我也需要钱！我也还没吃晚饭呢！”她居然把我当成乞丐了！

    我又见一个晦暗的人影斜在墙角，便向他提问。他说：“你已经在你的学校门口了，拐过这个街角就是。”我心想，好心人怎么都去做了乞丐。

    我顺着乞丐指的方向往前走了几步，突然感觉有人跟了上来。回头，正是那影子般的乞丐。他对我说：“我能给你买个汉堡吗？”我非常惊异，说：“什么？”他快活地重复了他的话。我告诉他我不饿，谢谢他。他却锲而不舍，追着我越来越快的脚步，话也越来越快。快到拐角处，两个彪形警察出现了，马上注视起我们这场荒谬的邀请和谢绝。

    警察甲问我：“他想干什么？”

    我说：“他一定要请我吃一个汉堡。”

    警察们面无表情地拦下了他。我往前走了一截，听见后面一声金属碰击“咔嗒”。回头，那位乞丐已被铐上了。我想这不太公道，便忙折回来为他说情。

    警察乙说：“他打扰了你。”

    我开始为他抱屈了，提高嗓音说：“假如我不是急着赶去上课，说不定我会吃他一个汉堡呢！”

    警察甲说：“那你就赶你的课去吧。”

    他们开始搜他全身，并没搜出一个汉堡的钱。

    又一次傍晚，我结束了下午的课乘地铁回住处。我走到离公寓十多米的时候，发现有人跟上了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文质彬彬的男孩温和地冲我一笑。我立刻打消了戒备，拿出钥匙打开公寓楼的大门，我们就一同进了公寓，并一同步上昏暗的楼梯。我在上到二楼时问他：“你也住这里？”

    他含糊地“嗯”了一声。

    然而他并没在二楼停住，一径跟着我往三楼去。三楼的人我大致熟识，便问：“你是跟那个画家学画的？”未等我得到答复，我的脖子已被一条胳膊从侧后方扼住。我这才明白自己放进来的并不是个温雅男孩，而是个温雅盗匪。我十分冷静，拿出谈判态度说：“你是想要钱吧？”

    他说：“是。”他将一件利器顶在我的腰上。大概是刀。我从书包里抽出一个信封，里面有五张二十元的钞票。我把信封递给他，说：“全在这儿了。回头你慢慢数。”他接过信封，那件利器又抵得深一些，说悄悄话似的对我说：“不许嚷，等我下楼以后再嚷。”

    我说：“好的。”他轻盈敏捷，一步三级地下楼去了。我当然不会等他逃远，马上大喊“救命”！此楼充盈着温暖灯光的家家户户全无反应。正是晚餐时分，每个家庭都围坐在餐桌边息声敛气地听着我凄厉的呼救声——这图景是我事后想象的，它是我对芝加哥一次重大的失望。

    我报了警，警察们在五分钟后到达，又是两个大汉，又是那副见多识广的慵懒模样。他们认为错主要出在我这里：不该根据相貌、气质、衣着的体面程度来判断人的好与歹。我想他们是有道理的，我对芝加哥的险恶远远没有觉悟。

    第二天我来到邻里的警察站，从相册里辨认那个少年抢劫者。每一页都贴满了人的正面、侧面头像，密密麻麻的五官弄得我头晕眼花。这个五官的海洋把我对那少年抢劫者最后的一点记忆淹没了。

    学期进入了严冬，晚间课结束后已近深夜，脚步踩在厚雪上都有了异样的声响。一天夜里，四周静得诡异，我总觉得静谧中似乎不止我一个人的脚步声，却不敢回头去证实，我开始奔跑。这时一辆汽车天降一般刹在我面前。两个巨人警察霎时出现在我身左身右。他们中的一个问：“你跑什么？”

    这时我发现那个跟踪者纯属是臆想，警察们把一个无缘无故狂奔的人看成嫌疑者是很自然的。我大喘着说：“没、没跑什么。”

    另一位说：“上车。”

    我想，完了。他们冷漠地嚼着口香糖，为我拉开车门。我在车上坐得很乖，眼泪死噙在眼里。开车的警察突然问我：“你住哪里？”口气很硬。

    我战战兢兢说出地址，不一会儿，车停了。我一看，竟是我的公寓门前。“押”我的那个警察先下了车，替我拉开车门。他一尊金刚似的站在那里，直到我走进公寓大门，他那不动容的面孔使我连句感激的话都难以启齿。

    （《波西米亚楼》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