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陆丰往事

    ■肖岳山

    王朔曾这样描写开放之初的返乡侨胞：“他们一飞机一飞机地到达，花花绿绿地下来，人人穿着喇叭裤，戴着金戒指和太阳镜，手提录音机和大包小包的尼龙衣服，都是准备赠送大陆亲友的，随机同到的还有他们托运的彩色电视机……他们似乎人人都是财主，住满广州汕头仅有的几座酒店和华侨旅行社，每人进出都带着一大堆衣衫褴褛、面带菜色的亲友团，一吃饭就开好几桌。”

    其实这就是当年广东汕尾海陆丰侨胞的真实写照。因为是著名侨乡，海陆丰曾流传着这么一句俚语：“香港客，无一千，有八百。”海陆丰的外援是“过番客”少，“台湾客”次之，“香港客”最多。在物质匮乏年代，有个海外亲友是件多么荣耀的事。

    首先说说“过番客”。

    海陆丰地处沿海，旱涝匪患不断，尤其是鸦片战争后的几十年间，多次爆发反清复汉的三点会起义，遭到清廷的残酷镇压，很多地方十村九空。这时西方殖民者在东南沿海大肆掠夺劳工，贩运到东南亚种植橡胶开采锡矿。灾难深重的海陆丰百姓为了生存而“卖番猪”漂洋谋生，人数约有三十万，他们卖身作为“猪仔”，怀着一线希望“过番”到南洋，被贩运到印尼、马来西亚等地。

    “猪仔”抵埠后，由种植园的工头前来选购，被相中者划押打指模，称为“契约劳工”。契约签订后，猪仔即被带往矿场、种植园，从事繁重的开发工种，他们一般要服役三年，期间要服从雇主支配使用，饱受工头虐待折磨，饿死病死是经常发生的事。幸运的华工在解除契约后，用艰辛劳动攒下的血汗钱，从经营小本生意逐渐转向商业活动，但由于人手不足，就通过“水客”回乡招引亲友出洋为雇工。这种雇工的境遇比较好，陆丰桥冲大塘村的华侨卢文仪就是于1882年随他外祖母由“水客”带往马来西亚做雇工，后省食俭用力积佣金，设店经营而渐为富商，是槟城惠州会馆最著名的中兴领袖，他于1924年汇巨款在大塘村建骑楼商铺共60间，占地百亩保留至今，成为粤东地区不可得多的一道风景线。

    其次是“台湾客”，这就要说到客家移民了。在台湾“海陆腔”是第二大客家方言，为什么叫海陆腔？因为他们的祖先主要移民自海陆丰地区。由于客家县陆河的析出，目前海陆丰的主流方言显然是福诺话，而非客家话，但在台湾人看来，“海陆丰”却是客家的代名词。数百年前海陆丰没有福佬人，几乎全是客家人。明末清初这一带的客家人开始大量迁往台湾。现今在台居住的海陆丰人后裔有200多万，他们是从19世纪中叶，同海陆丰沿海各地一样，以“契约劳工”的形式到台湾去开矿筑路，或垦荒种田。八万镇琳珠吉水村陈氏，早在清乾隆年间就扶老携幼移居台湾，繁衍生息，现已有四千多人。而桃园县新屋乡的大牛稠村尚保留着陆丰大安东海一带的陆丰闽南话，而且生命力还很强。至于解放前夕，被国民党“拉夫”去了台湾的老兵约有一千多人。目前回海陆丰的台胞，以返乡寻亲认祖归宗的居多。

    最后说说群体最庞大的“香港客”。

    有人说海陆丰家家有亲戚在香港，都是当年偷渡过去的。其实，这是几乎被人遗忘的惨痛历史——上世纪50至80年代，有将近100万名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香港。这被研究者认为是冷战时期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偷渡，有走路、泅渡、坐船三种方式。从陆上偷渡要到达边界，翻越铁丝网，闯过禁区，而这一地带正是双方防卫的重点。内地这边有边防部队日夜巡逻，香港那边沿铁丝网有公路，每隔一段就有探照灯，不断扫视，后来铁丝网更装上感应器，触网就会被发现。陆路偷渡艰难又危险，只有年青力壮者才有此勇气。

    泅渡，就是横渡大海游过去，这要水性好。有些偷渡者下水后，还一边游一边背诵毛主席语录给自己打气：“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虽说他们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但怒海游泳危险很大，溺水遇难的事时有发生。陆上越“网”、海上破浪，毕竟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去了。坐船相对而言较安全，但带有集团性质，出了事问题较严重，而且要付一笔不小的费用，但为“逃港”也在所不惜了。

    （《发现城市之美：汕尾》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