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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9年08月03日 星期六

    我的日本朋友

    《 文摘报 》( 2019年08月03日   07 版)

        ■北岛

     

        我的日本朋友AD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即日本经济起飞以前,由于营养不良而个儿矮,仅一米六三。“那是和我同年出生的日本男人的平均身高,”他说到此嘿嘿一笑,好像他是幸存下来的日本现代化的史前动物。他出生在北海道一个农民家庭,上大专时开始学中文,在导师的指引下,他在大阪一家书店工作了几年,积攒下银两,到北京留学。做店员的记忆并不怎么愉快,按他自己的话来说:“我每天至少得鞠好几百个躬。”北京语言学院毕业后,他死活要留在北京。“一想到回日本每天要鞠那么多躬了,我就怕。”他说。

     

        我跟AD相识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那时中国人和外国人之间还有神秘感,正是这神秘感,造就了不少浪漫故事。在人大读书的晓阳正学日文,时不时组织郊游,把天真浪漫的日本留学生和好勇斗狠的中国老愤青往一块掺和,等于是让羊与狼共处。很快,那些漂亮潇洒聪明伶俐的纷纷从友谊的离心机甩出去,只有老实巴交的AD留下来,成了我们家的座上宾。正赶上他手头拮据,积蓄快花完了,还得缴学费,于是比他穷十倍的我们发出了邀请。“只不过多添双筷子而已”,这句中国人的客套话撞上了个实诚的北海道农民,一到周末开饭,他准及时出现在门口。

     

        我们家还有另一位常客,是我前妻的中学同学的姐姐AL。她五大三粗,离婚携子,职业是在北京某公园游船部钩船。要说这活儿不易,要把那些等待靠岸的特别是满载爱情的小船钩回,得又稳又准才行。可她却怎么也无法为自己钩到这么一条船,难免心有戚戚焉。那时没有电话倒省事儿,她推门就进,一泡就是一天。于是AD与AL在我们家认识了。

     

        1982年初夏,我们带上AD与AL一起去白洋淀。当时对外国人来说,北京城区20公里以外就是禁区。好在北海道农民与河北农民外貌差别不大,再加上说中文穿旧衣服,买火车票又不查证件。在永定门火车站半夜排队上车时,我看到AD眼中火星般闪跃的惊恐。

     

        到了白洋淀,我才意识到形势严峻:白洋淀原是抗日根据地,打日本鬼子成了当地人聊天的永恒主题,AD的身份一旦暴露会有生命危险。好在老百姓没出过远门,我们把身材矮小口音浓重的AD说成是广东人,众人不疑。只有一次,给我们棹船的小三突然瞅着AD说:“我怎么越看你越像鬼子的翻译官?”把AD吓出一身冷汗。他会摔跤,在和当地小伙子比试时,那架势完全是日本式的——骑马蹲裆,用力时还发出嗨依嗨依的怪叫。好在年代久远,游击队的后代们已无从辨认。

     

        我们落脚的大淀头村,是诗人芒克当年插队的地方。在瘸腿的阜生的安排下,我们白天棹船游泳,晚上喝酒聊天。我得到了重要情报:北京钩船的看上北海道这条船,非要钩走不可。于是当晚我找AD谈话,我说到人生的完整以及感情生活的必要,说到钩船与爱情属性的相似。只见他在暗中眉头紧锁,连连点头。不,是我的记忆有误,应是第二天早上。我们头天喝到很晚,宿醉未消,我提议出去走走。我和AD沿乡间小路,来到淀边,远处芦苇随风起伏。据说我当时的一脸严肃把他吓坏了,于是这美好的愿望被一个遵纪守法的日本人解读成命令了。

     

        从白洋淀归来,两人出双入对,AL喜上眉梢,AD呵呵傻笑。不久传来订婚的消息。谁成想节外生枝,这婚事遭到女方家里的强烈反对——原来她爷爷就是被日本人杀害的,父亲又是抗日游击队队长。这是世仇,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根源。朱丽叶的父亲放话说:“嫁谁都行,打死也不能嫁日本人。”北海道的罗密欧傻了眼,不会甜言蜜语,他在朱丽叶家的床头盘腿呆坐,像一片茶叶那样无辜。这实诚的攻心术外加强势的日本电器,游击队长终于松了口。罗密欧与朱丽叶终于有了后现代的版本。

     

        后来,AD在一家日本大公司当了多年临时工,又到东京总部培训后转了正。他从最底层一级一级往上爬,不到七年工夫,成了该公司驻北京总代表。他的升迁,据说不仅由于他为人厚道可靠,更主要的是他深谙中国人的文化密码,通人情知“猫腻”,办事麻利,连中国的高官都特别喜欢他。

     

        AD怕老婆是出了名的,在公司传为佳话。要说怕老婆不是坏事,就怕不给面子。他在北京应酬多,每逢醉倒,由司机和下属抬回家,老婆拒绝开门,他只好在走廊忍一宿,头枕穿堂风,身盖明月清辉。

     

        他们俩口子的亲生儿子,和我女儿一起长大,一起上同一所中学。我女儿转述了他儿子讲的一段轶事。他们全家外出度假时,有一天儿子回到旅馆房间,从门外听见他爸正大声斥责他妈,势如排山倒海,夹杂着噼里啪啦的抽打声。儿子心想,我爸还反了,竟如此胆大妄为。一进屋才恍然大悟,他妈根本不在场,他爸暴打的只不过是个皮沙发。

     

        据说很多年来AD都不肯原谅我,因为白洋淀那番谈话。2001年冬天,我回到阔别13年的北京,见到AD和他家人。我们在一间川菜馆共进晚餐后,到他家小坐。要说他倒不怎么显老,只有鬓角花白。那天晚上他话很少,显得矜持。我两杯白酒下肚,晕乎乎,有点儿动情。我忽然想跟他一起去北海道,看看他生长的地方,追溯他的童年;忽然想穿过二十年岁月的重重迷雾,回到那个白洋淀的早晨。在芦苇随风起伏的岸边,也许我该说点儿别的,比如,“如果你是条船,漂泊就是你的命运,可别靠岸”。

     

        (《青灯》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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