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钟拨快些

    我家所有的计时器都留了些提前量，这是一个很幼稚的习惯，譬如我女儿上学，她总是在七时三十分出门，而校方的规定，是这时间一定得到达学校。我们家的计时器普遍快了十分钟，所以女儿从来不迟到。

    在一个讲究时间效率的时代里，把钟拨快些，有时不失为一个自我安慰的好办法。时间节奏越变越快，变得让人连喘口气的机会也没有。据说凡是经济越发达的地方，时间便越紧张。今年3月份去深圳，听人说，如今深圳人的时间观念，紧张到了连吵架都懒得吵的地步。开着小车在街上走，一不留神撞上了，大家跳下车来，看看多少钱可以了事，立刻摆平。对于自己有车可以开的阶层来说，分分秒秒都是银子，不值得为吵架斗嘴浪费时间。

    二十年前还不是这样，记得那时候我去一家小工厂当工人，同时进厂的是一批中学刚毕业的年轻人，其中一名小伙子是乘着父亲单位的小汽车去的，当时就成了小厂里议论的重点。另一位被大家津津乐道的是一位女孩子，她也没什么出奇之处，能引起工人们广泛兴趣的，不过是她戴着一块手表。在那个特定年代里，刚毕业的中学生戴手表，几乎和坐小汽车一样露脸。

    在那个时代，是一个时间多得恨不得拿来送人的年月，时间从来也没有这么贬值过。既然工人们把年轻人有没有手表看得那么重，一直到进厂的第二年，我才悄悄地买了一块手表塞在口袋里。至今我仍然保持着要把手表揣在口袋里的习惯。因为我当时实在不想让那些吃辛受苦的老工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

    从我家骑车去远在郊区的工厂要四十分钟，那年头从来不堵车，我按老时间出门，就不可能迟到。因此我的手表几乎一直是在口袋里睡大觉。

    有没有手表真的不是太重要，我已经习惯了在固定的时间醒过来，每天事实上只是在临上班前，匆匆瞄一眼床头的小闹钟。车间里在固定的时间会铃声大作，提醒你吃饭或者下班。路途太遥远了，午休的时间只有半小时，勉强可以完成吃饭，因此所有的工人都在厂里凑合着吃一顿。我成天和机器打交道，自己也就和一部机器差不多。除了上班，我便毫无目的地胡乱看书。

    我看了许多书，什么书都看。上班之外，没有别的消磨时间的事可做。没有电视，没有流行歌曲，也没有什么体育比赛。如今说休闲，是一闲对百忙的意思，而我在那时候，闲得却是货真价实。我一本接一本地看书，目的不是想学些什么，因为我没想自己日后会上大学、会读研究生、会当作家，读书只是纯粹意义的消磨时间。

    记得当时高考刚刚恢复，一下子为数众多的人都做出了近乎统一的决定，就是发了疯似的要上大学。考大学成了时髦，霎时间，多少有些想法的人，都把高考当作改变自己现状的重要机会。那段日子里，我常常掰着手指计算，随着考期临近，下班回来，我把能属于自己的时间，分成若干小节，然后在不同的时间里看不同的书。这种临时抱佛脚的考试差不多要了我的小命。

    进了大学，人人都想一口吃成一个胖子，都想成为陈景润似的人物。时间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对一代即将告别青春的年轻人来说，显得从未有过的昂贵。大学里规定晚上十点钟熄灯，用功的同学熄灯后，就跑到厕所里去苦读。

    清代学者魏源曾说过，志士惜年，贤人惜日，圣人惜时。这话多少有些矫情和夸张，不过用来骗骗自己也未尝不可。人类对于时间的态度，想到了总比不想到好，少浪费总比多浪费好。甚至像把钟拨快些这种幼稚行为，也没什么错的。人不可能走在时间前头，无论怎么珍惜也还是免不了浪费。不管我们为时间贴上了什么金，不管我们怎么夸张地形容它，我们仍然永远不是时间的对手。我们要做的，也许只是偶尔能够设想一下时间这玩意的存在。

    （《唱情歌的季节》山东人民出版社2018年出版 叶兆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