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贩之光

    ■殳俏

    在我读小学的时候，每逢现在这个季节，也就是从夏入秋的时光，那正是摊档调换的时候。风光了一夏天的棒冰摊子，你再也看不到那个中年男人伸手递给小孩们一根根彩色冰棒的情形。推着小轮车、用棉被捂着清凉饮料水、卖五分钱一杯的阿姨，应该也回家织毛衣去了，她和棒冰阿叔的对抗要到下一个三伏天才会再度上演。

    但在这个季节，换上的那一批摊档之间的生意较量，却有越来越火热之势。校门口东边是一位生得白净的阿婆，最喜穿青灰色衬衫，戴着小碎花袖套，每日坐在一个塑料小凳上，守着面前滋滋作响的小油锅，用四只长柄模子做油墩子。校门口西边则是一个佝偻着背、满脸皱纹，看上去有哀怨之相的阿婆，头发用一只铁夹子挽着，没夹进去的几缕在秋风中萧瑟地飘扬。她大多数时候都穿颜色暧昧的粗针毛衣，黑不黑，灰不灰，青不青，蓝不蓝，望着眼前那一锅颜色深重的茶叶蛋和豆腐干，阿婆会忽然惆怅地猛吸一口鼻涕，然后叹一口气。

    两位阿婆犹如是在我们小学垂帘听政的两宫皇太后，各有一批死党小朋友做拥趸。有的喜欢油墩子阿婆知书达理，用来炸油墩子的油干干净净，炸出的油墩子色泽金黄，里面包的萝卜丝香甜滚烫，还细心地拌了些小虾米。她常常一边炸油墩子，一边教小朋友些卫生常识，比如要洗过手才吃东西，如果没有地方洗，就可以带一瓶子酒精棉花先擦擦手再吃。说着还真的拿出一个装满了小粒酒精棉花的玻璃瓶，买了油墩子的小孩吃完之后还可以再领一张油纸，吸手上和嘴上的油。

    另外一群小朋友，则是喜欢那位茶叶蛋阿婆的不拘小节。她从不跟小顾客唠叨，更不会说教，如果有人跟她说“要一只茶叶蛋，一块兰花豆腐干”，她便先用似乎经常迎风流泪的眼睛定定看你几秒，然后心不在焉地从锅里捞出一蛋一干，放在看上去跟食物完全不相干的裁成四方的白色复印纸上，“啪”地涂上一大坨甜面酱。也许就是因为这多出几倍的面酱，令她做的豆腐干分外美味。也因为那丝毫不吸油也不吸水的复印纸，你用它包着茶叶蛋一路吃，卤汁和酱料便一路往下滴，更造就了登峰造极的野食体验。

    那一年的深秋，东宫西宫之间又来了个卖烘山芋的老头。老头的紫酱色面孔粗糙之极，写满了你可能想象到的所有风霜，却又搭配着一双不和谐的狡黠小眼。当天气冷到可以哈出白烟，烘山芋老头的生意已经好到了极点。但老头显然对这样的气氛渲染仍不满意，有时候他会抽一根烟，绘声绘色地对这些站在小吃摊前的孩子们讲述他以前在农村时怎样宰掉一头羊的故事，以及如何烹饪那一整只羊。前半段悲壮又荒谬，后半段则是挑动人口水的华彩篇章：金红色的脆皮偶尔被人不小心碰碎一块，便发出小小爆裂声，细嫩的羊肉和与其紧密联系的脂肪层肥美多汁，乳白色的羊肉汤浓稠得搅不动，因为羊杂全切开放里面了，每一种都炖到酥烂。刚放学的饥饿的孩子们听得瞪大了眼睛，老头得意地用小眼珠偷瞄着东西两边那两位业已失宠的阿婆，那种时候的表情，简直像是同时拥有两位妃子的皇帝一般。

    同样是那一年，校领导指定了两个四年级的女生去参加区的作文竞赛，我，和另一个眼镜女。老师们认为，我跟她代表了两种不同特色的作文竞赛选手。她博览群书，擅长引用同龄小学生不太明白的知识，很容易获得评委的嘉奖；而我的优势则是擅编造，爱想象，也许评委会被“孩子纯真的想象力”所打动。

    正式比赛的前几天，眼镜女找我一起走路回家，我忍不住地问她有什么准备写的吗。她答，一定会写珍·古道尔的故事，无论如何都会想办法把这个人编织进她的作文，同时也警告我不许打她这个选题的主意。“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她转而一想，又高兴地说，“反正你也不知道珍·古道尔是谁。”

    但是她错了，我还真的晓得珍·古道尔是研究黑猩猩的女科学家，但我对黑猩猩不感兴趣。比赛那天，眼镜女算是撞到了好运，我们拿到的作文题是《我崇拜的人》。她理所当然地边哼着小曲，边把她前几日费力背诵下来的珍·古道尔对动物的爱心和对科学的投入全部写到了那一张密密麻麻的方格纸上。而我则是踌躇了十分钟左右，只能想到去追随眼镜女的脚步，也写一个动物学家。但我既然已经答应了她，不跟她写同样的珍·古道尔，我便挑选了埃列克·齐门。我清楚地记得他在狼群中的生活，和硕大的灰狼扑打、撕咬，四肢着地地走路，并且学着吃生肉。但是写着写着，我便忍不住地开始编造，想象着埃列克·齐门在狼群中也会有思乡之苦，而思乡则有一大半是思恋食物。有一天，狼群打到一头羊，他便突发奇想，要给整个狼群烤羊肉吃。写到这里，我开始大段地把烘山芋老头口中的烤羊过程搬上了方格纸……

    期末的时候，我被通知那篇作文获得了一等奖，而眼镜女只屈居二等奖。我既快乐又惴惴不安。直至今日，有时候我还会想起烘山芋老头的烤羊肉故事，及其为我人生开辟的一方稚嫩的小天地。

    （《料理小说俱乐部》重庆大学出版社201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