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蕴含解决人与自然冲突的智慧

    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国传统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自然观，不管是儒家的“民胞物与”、道家的“道法自然”还是佛学的“众生平等”，都蕴含着某种整体性的视野、生机化的形态以及和谐性的追求，可以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为我们提供丰富的文化资源，并为现代社会生态文明的建设和发展提供理论借鉴和价值引导。

    新发展理念的理论支撑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中国早在几千年前便存在这样的理念。夏朝时，规定春天不准伐木，夏天不准捕鱼，不捕杀幼兽；周朝时，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树、烧荒的时间……从观念层面讲，中国关于人与自然的思考集中体现在持续了几千年之久的“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思想中。

    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中华文化最独特的思维观念，就具体表现在天与人的关系上，也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道法自然，天人合一，在中华文化中，这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高境界。虽然儒、道、佛生态伦理思想在整体观、生命观、和谐观等方面的确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都可以用“天人合一”来概括，但三者也各有特色、各有偏重，可以说“儒家是一种仁爱型的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道家是一种超人类中心主义的无为主义生态伦理观，佛家是一种破妄型反人类中心主义的生态伦理观”。儒家以人道主义为价值立场，主张将道德仁心的范围不断扩大，即从人与人的亲缘关系一直扩展到人与万物的自然关系领域；道家以自然主义为价值立场，主张从人与自然的对立状态回归到人与自然的一体状态；佛家以平等主义为基本关切，承认有情众生皆有价值，肯定人类生命与万物的价值平等。可以看出，儒、道、佛三家在天人关系或者说人与自然关系上的终极理念是基本一致的，都致力于阐发一种“天人合一”的存在观念、文化精神与价值理念。

    以儒家“民胞物与”“生生不息”、道家“天人一体”“道法自然”以及佛学的“平等”“慈悲”为核心的中国古代“生态哲学”，不但能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理念提供充分的理论支撑，而且可作为新时代“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理念这一主体之“两翼”，配合发展出更为深刻、更贴近中华文化土壤与世界生态现实的伦理理念。

    重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路

    对于世界自然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现在来看，最为根源而切中要害的，主要有二：一是科学技术的无限制扩张，二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蔓延。这两种观念将人们从工业革命之前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之中“解放”出来，大自然成为被征服的对象，从而导致了一系列的恶果。也就是说，虽然近代以来的工业化极力追求经济增长，最大限度地满足了人类的物质利益，但是人的精神、伦理、道义、美德等崇高的价值却被忽略或异化了，大自然也只被视为人类的工具和手段，失却了其存在的自在与内在目的。

    而在中华文化中，世界是丰富多彩、整体和谐的，人与自然是有机的同构互感整体，和谐不仅是自然界的法则，也是人类存在的法则。中华文化强调人类应当认识自然、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反对破坏自然、一味索取，反对片面地利用自然和征服自然，而强调人与自然内在的统一，强调自然价值自足，本身即是目的。这种认识就是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总体视野和境界。

    如果说现代人类生存危机的根源在于价值观念与文化精神的缺失，那么，借助中华文化精神从根源处重塑我们的价值观念就是一条最根本的“拨乱反正”之路；如果说生态危机的实质是文化危机，人类要想克服生态危机，继续生存下去并得到发展，就必须抛弃技术至上、以人类为中心，或者说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重新建立起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相生相成的生态伦理价值观念。中国传统思想指示的正是一条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寻本”之路，一条重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体”之路。

    毋庸讳言，中国传统思想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叙述，主要解决的实际上主要是“精神生态”问题。但是，人的行为和生活方式的根本转变，最终依赖的是人的心灵状态与思维方式的转变，依赖于建立那种恰当地看待人与自然关系的人的灵性，这种灵性将提供对环境保护的强大的行为动力和自觉意识。惟当如此，人类才能真正恰当地控驭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技，使之不与自然产生裂痕与冲突，也才能从“人类中心主义”中超脱出来，真正尊重自然的自在与内在价值。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能够解决人与自然的冲突、重返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真源思想与究极智慧。

    （《中华文化可以向世界贡献什么？》广西人民出版社 孙伟平主编 201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