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的民族特性

    作为世界法学经典，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自从清末民初翻译大家严复“译述”性质的《法意》出版以来，就一直滋养着中国政法学界学生，成为现当代政治法律理论的渊源。

    中国人引用孟德斯鸠著述最多的，是他对权力的论断，“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这确实算得上是一条古今中外“万古不易的经验”，他对权力本性的揭示，与我们今天强调“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有同理之妙。

    但这些普遍性的认识，并不能遮蔽法律的民族特性。正像《论法的精神》译者张雁深总结的，“一般的法律是人类的理性，各国的法律是人类理性在特殊场合的适用；因此，法律和地理、地质、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等都有关系”。虽然不管生活在哪里的人，都有其所依存的法律，但法律又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具有个别的特质，这也可以成为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

    一般来说，不同民族种族的人，都有一套约定俗成的有关财产继承的制度，或者如西欧的长子继承制，或者如中国古代社会的诸子均分制。历史上，蒙古人一般以幼子为继承人，后人对其成因不甚了了。《论法的精神》专门有一节讨论“鞑靼人的民法”：鞑靼人常常以最小的儿子为继承人，这是因为，当其他年长的儿子能够过牧畜生活的时候，他们便带着父亲所分给他们的一些牲畜离开了家，另立新居；最年幼的儿子则继续和父亲住在家里，于是自然成为父亲的继承人。孟德斯鸠还说，“听说英格兰的某些小地区也有类似的习惯”，“这无疑是一个游牧民族的法律”。游牧民族与农业社会的人们，生产与生活方式不同，决定了人们在财产处理方式上的差异，由此必然会使法律呈现出多样化色彩。

    孟德斯鸠总结说，“为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所以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竟能适合于另外一个国家的话，那只是非常凑巧的事。”我们有必要回到孟德斯鸠的设论，去发现并培育当代中国的“法的精神”，为中国法治建设开出一条新路。

    （《北京青年报》7.20 马建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