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高等中学。教育家符定一注意到了毛泽东,让他学习清代史学著作《通鉴辑览》,这让毛泽东开始更系统地学习中国正史,也为他之后研读《资治通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14年,在湖南第一师范学习的毛泽东开始研读《资治通鉴》等史学著作。
对于历史研究,毛泽东一生孜孜以求,他所读历史典籍的规模之巨难以统计,但他最为钟情的还是《资治通鉴》。
1954年,毛泽东与吴晗谈话说:“《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皆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
在毛泽东晚年,他还曾举《资治通鉴》中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段话来论述治吏的重要性,他说:这段话“清朝的雍正皇帝看了很赞赏,并据此得出了结论——治国就是治吏。如果臣下个个寡廉鲜耻,贪得无厌,那非天下大乱不可”。
《资治通鉴》中的辩证法内涵,也是毛泽东重点研究的内容。他曾说:“《通鉴》是一部值得再读的好书。有人说,搞政治,离不开历史知识。还有人说,离不开权术,离不开阴谋。甚至还有人说,搞政治就是捣鬼。我想送给这些人鲁迅先生说的一句话:‘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
《资治通鉴》记叙并剖析了1362年的历史。毛泽东认为:“司马光之所以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写起,是因为这一年中国历史上发生了一件大事:周天子命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这一承认不要紧,使原先不合法的三家分晋变成合法的了,司马光认为这是周室衰落的关键。‘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也’。选择这一年的这件事为《通鉴》的首篇,这是开宗明义,与《资治通鉴》的书名完全切题。下面做得不合法,上面还承认,看来这个周天子没有原则,没有是非。无是无非,当然非乱不可。这叫上梁不正下梁歪。任何国家都是一样,你上面敢胡来,下面凭什么老老实实,这叫事有必至,理有固然。”而《资治通鉴》写到五代就停止了,毛泽东认为:“本朝人编本朝史,有些事不好说,也可以叫做不敢说,不好说的事大抵是不敢说的事。所以历代编写史书,本朝写本朝的大抵不实,往往要由后一代人去写。”
毛泽东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在革命实践的历练中经历了一个逐渐完善的过程。从研读《资治通鉴》到《阶级斗争》,再到《社会主义史》,直至唯物史观趋于成熟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的历史研究不是单行道,而是一条汇聚涓流的大河。他的历史观向马克思主义不断演进的过程中,跨越了时空与阶级等界限,将不同思想的光芒兼收并蓄。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研究800多年前司马光以封建统治者为视角所系统记述的政治兴衰和军事得失,他把总结历史经验与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继承历史文化遗产。这构成了毛泽东思想和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学习时报》4.24 陈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