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在上海

    今年是爱因斯坦诞辰140周年，在全球范围内，他和他的相对论早已家喻户晓。鲜为人知的是，爱因斯坦曾准备在北大讲学，但是由于种种误会，最终擦肩而过。中方比日方更早向爱因斯坦发出邀请，但爱因斯坦只在访日途中，在上海来回停留了总共三天时间。

    1922年11月13日，爱因斯坦在访日途中路经上海，登岸观光。

    13日上午10时40分，爱因斯坦偕第二任夫人爱尔莎搭乘的“北野丸”号邮轮在上海汇山码头靠岸。日本的改造社代表稻垣夫妇、德国公使、上海医生斐司德夫妇等上船迎接。

    在爱因斯坦的日记里，没有一个中国人在码头迎接他。（虽然《中华新报》的记者曹谷冰在现场，但没有被提到。）这与杜威和罗素到上海时的场面形成了鲜明对比：1919年杜威夫妇到达上海，胡适、蒋梦麟、陶行知等都专程到上海迎接；1920年罗素到上海，蒋百里、张申府、赵元任等前去迎接，还有约百人出席了当晚的欢迎晚会。

    爱因斯坦的上海之行，全由日本的改造社代表稻垣安排。下船后的第一顿饭，稻垣参照了中方当年接待罗素的标准，在“一品香”吃午餐。

    一品香是“番菜馆”，所谓“番菜”，是对西餐的贬称。不过，在日记里，这家菜馆却是“西菜中吃”：虽然“食物精细、源源不断”，但从共用的小碗夹菜，让他“内脏很不舒服”。吃饭时，外面路过的送葬队伍，嘈杂而色彩斑斓，让他觉得“野蛮而近乎滑稽”。

    饭后，爱因斯坦到小世界游乐场欣赏昆曲。其实，爱因斯坦并不是专程去听昆曲的，他在饭后表示，要“仔仔细细看看人民的生活”，于是稻垣把他带出租界，到了老城厢，也就是现在的上海城隍庙一带。由于道路狭窄，一行人只能下车步行。

    对于沿途所见的中国人，爱因斯坦写道：“印象是一群温顺、漠然、被忽略的人为生存而坚强奋斗。”“即使是做苦力也没有显露悲惨的模样。”

    爱因斯坦喜欢音乐，但一行人到小世界时，风格典雅的昆曲尚未开演，他们转而去看新剧，即早期的话剧。按稻垣记述，他们看的是“喜剧”。尴尬的是，因为剧场内出现了几个欧洲人，观众都好奇地跑来围观。爱因斯坦忍俊不禁地说:“我们也成了一台戏。”他们一路被围观，直到在斐司德别墅喝下午茶，爱因斯坦才稍觉自在。

    当天的重头戏，是中国大商人、书画家王一亭在梓园设宴招待爱因斯坦夫妇。

    梓园是王一亭的私宅，稻垣之所以选在这里，一是因为王一亭跟日本政商界关系好，二是因为梓园是一座精致的中式庭院。

    宴会在假山东侧的立德堂大厅举行。参加宴会的还有上海大学校长于右任、斐司德夫妇、浙江法政专门学校教务长应时夫妇、《中华新报》总编辑张季鸾和记者曹谷冰、北京大学化学教授张君谋等。宾主分两桌围坐，用德语、法语、汉语、日语交谈，气氛热烈。

    酒酣之后，于右任、爱因斯坦、张君谋先后致辞。爱因斯坦说：“今晚来此，非常愉快。一到中国，就看见许多美术精品，使我有深刻的印象，尤其佩服王一亭先生的作品。美术固然是个人作品，但由此可以相信将来中国科学一定能发达……在东京讲演后，很愿意能来中国讲演。”其间，大家多次请爱因斯坦谈相对论。但他在海上颠簸一个多月，疲惫不堪，婉言谢绝了。

    作为匆匆过客，爱因斯坦在上海并没有留下多少痕迹，梓园是为数不多仍有遗存的地方。虽然当年的假山、池塘、宴会厅都已无存，但梓园尚存一幢塔式主楼、一座两层佛阁，王一亭的曾孙楼斌仍住在王一亭当年的卧室。

    深夜，爱因斯坦还到日本俱乐部，与百名日本青年座谈，然后才回船睡觉。第二天，爱因斯坦夫妇再次登陆上海，却因为没有中国人陪同而鲜为人知。

    稻垣记载，他带他们参观了龙华寺，扫兴的是，这座明代重建的古刹当时成了军阀的兵营。按稻垣的计划，还要参观商务印书馆、上海总商会、英美烟草公司、圣约翰大学等，因时间来不及而作罢。

    下午3时，爱因斯坦夫妇仍乘“北野丸”号去日本神户，稻垣夫妇陪同前往。稻垣记述了爱因斯坦这一天多的感受，“博士从昨天到今天，观察了受外国人压迫的中国人的状况。他郑重地说：再过50年，中国人一定能赶上外国人。”

    这段只有两天的上海之行，在当时并未受到国人多少关注，沪上主流中文报纸只是在不起眼的版面刊登了简短的消息。直到1979年后，随着“爱因斯坦热”升温，又经过丰富的想象，才被添油加醋出诸多细节。

    （《北京日报》7.2 孙文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