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生镌刻民族历史

    出生于1930年的金冲及亲历了自己笔下的诸多历史。作为浩荡历史里的个体，他既见证参与了中国从贫困危难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又以历史学家的第三者视角去记叙、考察这段曲折的民族复兴之路。如今，89岁的金冲及依然精力充沛，在学术的天地里乐此不疲。他几乎用了一生来镌刻民族历史，而回溯这位历史书写者的历史，也能照见跨越两个世纪的时代变迁。

    读史源于疾风骤雨的现实

    1947年，金冲及考入复旦大学史地系。那时他还年轻，对历史学的意义谈不上有深刻的认识，但总觉得：历史讲的是人类和中国社会怎样一步步演进，是古往今来那些最重要的历史事件、最动人的历史场面和最有智慧、才能的历史人物，读来能打动人心、扩大眼界、增长智慧，越深入便越为它所吸引。

    刚入大学时，学生运动一时陷入低潮，金冲及十分苦闷。面对时局动荡，他试图从书本中求索良方：“当毛泽东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的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等油印件在进步学生中秘密流传时，书中对中国社会的透彻分析，让金冲及“突然间觉得眼明心亮，本来乱糟糟的脑子一下子变得井井有条”，经过反复思考，金冲及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使他思想发生转变的，不光是读书，更有疾风骤雨的现实。1948年1月，金冲及参加复旦学生支持“同济大学抗议校方大批开除同学而进京请愿”活动，亲眼看到国民党当局派出的几千军警如何残酷镇压学生：“国民党军警的马队冲入其美路（现四平路）上密集的学生群内，用马刀乱砍……同学们退入同济的礼堂后，又被驱出会场，在严冬寒冷的广场上被分成一堆一堆坐着，面对国民党军警一圈雪亮的刺刀，就像电影里‘鬼子进村’那种场景一样。”

    不久，金冲及加入了中共地下党组织。这年8月底，他被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以“妨碍治安，危害民国”的罪名传讯和通缉。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他被迫离校，在外躲藏了好几个月。虽然行动受限，金冲及却得以如饥似渴地读书学习，尤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也更加坚定了自身的信仰。

    治学都靠笨功夫

    1951年，从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的他留在了学校。在复旦大学工作期间，金冲及的学术生涯迈向第一个小高峰。24岁那年，他在刚创刊半年的《历史研究》上发表了《对于中国近代历史分期问题的意见》，提出同胡绳同志商榷，文中的独到见地受到史学界的重视，也得到胡绳同志的关注；29岁与学长胡绳武合作完成第一部学术著作《论清末立宪运动》；33岁又与胡绳武一起写出了《辛亥革命史稿》第一卷。

    世上的高明，大抵是靠“笨”功夫。金冲及说自己不会用电脑，只能按照“笨”法子写作。他大概用80%的时间来读资料，20%的时间用来写作：等成竹在胸后便将文章一气呵成。他曾不止一次谈到，治学没有捷径可走。无论是论说还是考证，都要遍览史料、披沙拣金，在掌握了充足论据之后才敢动笔，力求做到言必有据。

    比如，写作《辛亥革命史稿》时，金冲及花了多年时间，逐期读了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立宪派和留日学生的大部分刊物，逐日读了清末《民立报》等报纸，为了充分感受当时的时代氛围和民众心理，他连报刊上的插图、广告等也不放过；此外，他还广泛阅读全国各地文史机构征集的当事人所写的回忆资料和保存在宝岛台湾的大量辛亥革命史料。尽管如此，他深感读得还不够。通过对大量原始资料的研读，这场运动不再是抽象的名词和孤立的事件，而是在金冲及的脑中汇聚成“一幕幕生气勃勃、激动人心的宏伟历史场景”。

    当代人也可撰写当代史

    中国古代素有隔代修史的传统，早在金冲及撰写《周恩来传》时，有人就说：当代史没法由当代人来写。对此，他不尽以为然：当代人治史固然有它的“时代局限性”，却也有后人难以具有的优势，二者应互为补充。正如法国哲学家柏格森所说，看100张从不同角度的凯旋门照片不如去实地站5分钟，更能理解凯旋门的灵魂和价值。金冲及亲历了20世纪中70多年的历史，他的《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既有客观理性的分析，又不乏声情并茂的讲述。

    曾有人推测《二十世纪中国史纲》是他的封笔之作，他却果断回应“我不说‘封笔’”。之后他又陆续写作了《决战——毛泽东、蒋介石是如何应对三大战役的》《新旧中国的交替》《生死关头：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抉择》《向开国领袖学习工作方法》《联合与斗争：毛泽东、蒋介石与抗战中的国共关系》《星火启示录》等一批史学著作，不少已译成外文出版。除了精力充沛，作为史学家的高度使命感和旺盛不灭的好奇心或许是他始终坚持在学术一线的原因。

    “我想，到了我这样的年纪，虽然再做长期的、很大的计划不太现实了，但的确还可以再做一些事情。”金冲及说道。午后的阳光穿过帘子，照在他明朗的笑脸上。

    （《文汇报》6.30 彭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