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北京科举趣闻

    清代北京，每隔三年的三月，全国各地的举子和国子监的监生都要汇集京城，参加会试和殿试。殿试要定出当年的状元，这是古代读书人一生最为荣耀的时刻，而状元产生的过程充满神秘和不确定性，因此围绕着状元，衍生出许多趣闻。

    马虎主考官闹笑话

    据载，光绪十五年（1889年）的会试，主考官是颇有名气的潘祖荫，他得知江南著名才子张謇参加考试，特命同考官认真阅卷，不要把张謇这样的才子遗落了。到发榜时候，张謇却偏偏落第。潘祖荫很纳闷，就去查底卷，结果发现张謇的卷子最初是考官熙麟阅批的，潘祖荫就责怪熙麟阅卷水平不高，甚至怀疑他从中作梗。

    经过核查，事情发生反转：熙麟阅批时，确实认为张謇的卷子很棒，他特地将卷子推荐给了潘祖荫，但这时还是阅誊录卷，无法确认作者，反而是潘祖荫自己未经细阅，批了个“不通”，将张謇黜落了。

    1894年，因为慈禧六十寿辰特设了恩科会试。张謇在帝师翁同龢的大力提携下，终于得中一甲第一名状元。

    因“值夜班”而夺魁

    清代，已经在朝廷做个小官的举人，仍然可以参加会试。因为在朝廷做官，熟悉朝廷的风格，再参加会试，就会有一定的优势。毕沅（1730-1797）就是一例。毕沅于乾隆十八年（1753年）顺天乡试中举，后来入值军机处，担任军机章京，就是负责撰写谕旨、记载档案等职务的办事员。

    乾隆二十五年三月，毕沅参加当年的会试。他在军机处的同事诸重光、童凤三也参加了会试。在会试揭晓的前一天，毕、诸、童三人都在军机处值班。当晚的夜班本应是诸重光。不过下午的时候，诸重光提出要毕沅代替值夜班。毕沅问为什么，诸重光说：“我和童凤三书法比你强，如果这次会试考上了，还有希望争头三名，必须晚上回去做些准备。”

    说完之后，诸、童二人就走了。毕沅也不跟他们争辩计较，就老老实实代值夜班。傍晚时分，恰好有陕甘总督黄廷桂的奏折发了下来，上面讲的是在新疆屯田的事。毕沅夜坐无事，就拿奏折来消磨时间，他很快便将奏折上的内容烂熟于心。第二天，会试榜张贴出来，三个人都录取了。

    当年新疆初定，乾隆皇帝正拟新疆屯田。因此这一年的殿试策问卷，题目是关于屯田的。毕沅大喜过望，将屯田策写得翔实而得体。殿试后，阅卷大臣都认为毕沅的文章质量高，但因书法稍差，排在第四。等到乾隆钦定时，他将几篇策问文章一对比，发现毕沅那篇写得非常好，乾隆非常欣赏，便亲自将毕沅改为第一，毕沅因此一举中状元。本排在第一的诸重光，变为第二，童凤三则排在第十一名。

    名字取得好而得状元

    清朝一共进行科考112科，共产生状元114名。被称为山东末代状元的王寿彭，是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癸卯科状元，围绕他中状元的经历，不仅是后世，就连在当时都有很多“流言蜚语”。

    王寿彭（1874－1930）参加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寅科乡试，排在第三十五名，得中举人。第二年癸卯，清政府举行辛丑、壬寅“恩正并科”会试，为的是光绪皇帝三十岁大典，是为癸卯科。当时，因八国联军侵略北京，贡院被毁，只得借河南省城的贡院举行。在会试中，王寿彭是中第三十七名。接着王寿彭参加了五月二十四日举行的殿试，并最终高中状元。

    王寿彭会试成绩并不算好，且在之前没有任何出彩之处，却突然在殿试后高中状元，这自然令很多人浮想联翩。于是，因为名字取得好而中状元的说法不胫而走。

    因为第二年是慈禧太后七十大寿，参加此次殿试的读卷大臣想挑一个名字中带有福禄寿喜的考生为状元。而王寿彭的名字中，即有一个寿字，最后一个字又是“彭”，而且他的字（次篯）还隐含长寿之意：民间传说中，长命八百岁的彭祖，本名为篯（jiǎn）铿。当“寿”、“彭”、“篯”这三个字合在一起，读卷大臣自然格外关注。就这样，王寿彭的卷子也就被读卷大臣排在了前十本试卷的最上面。

    慈禧太后“钦点”甲第时，一眼看见“王寿彭”三字，大悦，毫不迟疑地点了王寿彭。

    （《北京晚报》6.11 刘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