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彬
九岁的我,已经离开家来到了“北京舞蹈学院”开始寄宿制的学习。
一
每周父母如同运输大队,从天津给我带去各种好吃的,生怕我营养不良或者劳累过度。回想起来,冬季里的每一次分别,母亲总是在临行前,单膝跪地帮我把小棉衣的拉锁拉好。而每次抬起头,在我的面前充盈的是满面泪痕的母亲。父亲,则站在一旁微笑地看着我们。
稍微长大一点,便自己搭乘火车回京。父亲送我到车站,最令我忍受不了的时刻即是分别。每到那个时刻,我总是无法平心静气,即便到了快四十的年纪也是如此。慢慢地,我可以独自拎起沉重的行李,可以与拥挤的人群抗衡,可以通过快速通道买到自己要坐的班车,可以独立完成太多以前需要父母做的事情。这仿佛拉开了我与父母的距离,也许,父母可以通过这些事情和从小离家的我建立某种联系,而眼下这种联系仿佛也越来越少。
我感到我独立的到来,而孤独也随之而来。每一次,我的目光越过拥挤进站的人群,看见父亲戴着棒球帽,站在人群中背起双手的样子。我的眼眶总是无法保持干燥,我甚至没有以前坚强,因为连站台还没有走到就潸然泪下。
二
第一次见父亲落泪是1999年,我本科报到的那天。那次父母专程开车去了北京,一路陪我报到,将我附中的被褥、床单全部替换成崭新的,装在后备箱一并发往北京。
到京时已过午时,只有为数不多的上铺,我们一起费了牛劲把被褥弄到上铺,挂好蚊帐。9月初的北京,有着酷暑的余热,房间里所有人的前心后背都湿了。简单地吃过午饭,父母准备回津。我和母亲坐在车里聊着天,等着去厕所的父亲回来后出发。可左等右等都不来。我跑到一层的男厕所,站在侧门喊父亲。他爽快地说马上就出来啦,我也没多想,回到上车。从反光镜看见父亲从厕所出来,径直走到车旁,可手里的毛巾一直在不停地擦脸,擦脸,擦脸。父亲坐上车,还在擦。我和母亲都觉得很是奇怪,这时才从后视镜里看见两颗通红的眼睛。
在我的记忆里,父亲从未落泪过,他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谦逊、幽默而又低调。我记得在我为数不多可以回家的日子里,我们一起骑着自行车,穿过各种小胡同,将笑声洒满煎饼果子和盛满豆腐脑的锅子里。我还记得,老人们都在的春节里,大家围坐在一起,父亲一人施展厨艺,用无法忘却的美味撑满整张桌子。
三
由于父母的全职工作,他们几乎在我上学的时候没看过一节课,一场演出,无论附中还是本科的10年。然而,从舞剧“亚彬和她的朋友们”开始,几乎每场演出父母都准时出现。他们从来不多说一句话,从来都是默默地在某个角落里安静地注视着我。
舞剧《青衣》是国家艺术基金2015年度资助项目,那会儿“筱燕秋”跳得我泪流满面,忘情地表演过后,从里往外透着无力,却还要咬牙完成拍摄。结束了舞段拍摄已经夜里十一点了,采访开始了,忽然静悄悄的观众席一声椅子响,拍摄瞬间停下来。顺着声音望过去,一个人影从昏暗的角落里站起来,逐渐慢慢地向舞台亮光的地方靠拢。我这时才看清,那是我父亲。他应该是困得不行了,眼睛半眯着跟我说:“彬彬,太晚了,我要先回去,你自己回家注意安全……”
我特别使劲地点点头,看着父亲的背影从剧场门洞消失,眼泪喷涌而至。我转过身,空无一人的观众席是黑漆漆的一片,而我的小臂上全是滚烫的泪。
(《文汇报》6.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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