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毒术后

    随着剃刀熟练划过，黑发一缕缕滑落在地，陈启军的脑袋上渐渐露出光洁的头皮，以及两个硬币大小的“肉瘤”。

    穿着病号服的他对着镜子左右打量，又用手摸了摸，“手术后我还真是第一次看，原来长这样”。“像对牛角。”女友杨兰和他打趣。

    医院内的转运车很快到了。陈启军躺上担架，与女友一起乘车至手术大楼门口。

    陈启军头上的突起是2年前那台DBS戒毒术留下的“印记”——DBS手术，俗称“脑起搏器手术”，是通过植入到脑深部特定核团的两根电极发出脉冲，刺激核团，以达到让患者“不想吸毒”的目的。对于在脑袋上“动土”，大多数人充满恐惧。最大争议在于，手术戒毒的原理依然未明。这是一项处于试验领域的手术。

    6月21日，国际禁毒日前5天，也是陈启军术后2年零2个月。他已坚持两年不复吸，决定取出DBS装置，告别这个陪伴、帮助他两年的助手。

    入院

    6月20日，术前一天中午11点，陈启军和女友抵达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功能神经外科中心。

    故地重回，陈启军熟门熟路。45岁的他，黑瘦，浓眉，一件红色T恤配黑色短裤，颇显年轻，问了他年龄的病友表示不敢相信，“最多只有30多岁”。

    他承认转变发生在DBS术后。机器刚装上的第3天，他就觉得舒服，“原来一直有一口气顶在胸口，突然没有了、顺畅了”；随后他开始感到饿，此后3顿饭按时吃，荤素搭配，而从前总吃零食、喝饮料，有一顿没一顿；体重回升后，他整个人变得有精神，最重要的是，“不再想那东西了。”

    “取掉以后会不会又想吸呢？”女友有些担忧，向看望他的主任孙伯民询问。“如果有念头，这半年多应该已经表现出来了。”孙伯民微笑。

    这句话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陈启军脑子里的机器已经关闭6个多月。而医生们之前没有打算告诉他。

    “我们把机器关了的这半年，和开着的时候你感觉有差别吗？”孙伯民问。“我自己不觉得有什么啊。”陈启军的口气明显自豪起来。

    这半年多，他不是没有受到与毒品相关的暗示——他在大街上遇到以前“毒友”，照样打招呼，但不再“一起玩”；有一次进ktv包厢，看到针管、打火机，立刻明白在发生什么，他扭头就走。这说明，他后来靠的不再是机器，而是自己的意志力。

    这对于有20年吸毒史、戒断又复吸10余次的陈启军来说，的确是件了不起的事。手术后两年中，医院的例次“飞行检查”——随时通知进行的血检、尿检以及毛发检查也证明，他确实没有复吸。毛发检查甚至可以检验出半年内有没有吸毒。陈启军表示，自己没有感受到任何不适。他的家人及女友没有观察到他在情绪、性格、记忆上有什么改变。

    戒毒手术已有近20年历史。“成瘾本质上属于一种精神疾病，与人脑中的‘犒赏中枢’有关。‘犒赏中枢’收到刺激时会释放出一种叫‘多巴胺’的化学物质，令人愉快；吸食毒品时，毒品会对大脑进行化学反应式刺激，释放大量多巴胺产生快感，所以在得不到毒品的时候就会难受，难以自拔。”孙伯民说。

    伏隔核是脑中“犒赏中枢”中的关键部分，像两粒黄豆，分布在左右脑各一。早期实行的是脑毁损戒毒手术，通过两条深入脑内的金属针发射正负相反的电流，烧毁这两粒“黄豆”，但渐渐人们发现，这种手术可能带来心境障碍、记忆丧失和性欲改变等副作用。2004年，卫生部下令在大多数医院停止开展脑毁损戒毒手术。

    DBS戒毒手术基于这一背景发展而来。有研究者又把DBS称之为脑深部神经调节——与不可逆地杀死脑细胞的毁损术不同，这种手术从理论上来说，对脑组织的干预是可逆的，并已较广泛应用于帕金森症、特发性震颤、肌张力障碍等神经系统疾病的治疗。

    取出

    下午2时，瑞金医院手术室，穿着墨绿色手术服的医生们鱼贯而入。这场景和两年前植入电极时一样，不同的是，那一次，是凿开两个小孔将电极放进去，而今天，是通过小孔慢慢地将电极拔出。

    陈启军是孙伯民团队DBS手术用于戒毒领域临床试验中的第2例病人。

    目前，按规定，手术要先经过临床试验阶段，结束后由相关部门评估，再做后续研究。20例是初期临床试验需要完成的数量。孙伯民一开始以为很快就会“满员”——毕竟人群需求放在那里，研究阶段手术也是免费的。结果两年过去了，仅仅完成7例，离20例的目标还有不小距离。其中原因，一方面与人们对手术的认知不足有关，另一方面是病例还须筛选：首先要个人意愿强烈，个性诚实，其次家庭也得充分支持、配合。

    孙伯民接触了大量患者，但依然对两年前的陈启军印象深刻。“你能看到他有强烈的戒断愿望，他说戒断以后可以找工作、成家、要孩子。那种语气不像很多吸毒的人，觉得这些都是很麻烦的事情”，“他说得非常具体，渴求。”

    陈启军来自海南省西部一座快速发展的城市，那里是海南最大的植胶产业市，靠橡胶挣钱很容易。陈启军曾靠倒卖橡胶，一个月入账10万元。他的父亲去世早，母亲把兄弟六人带大，他最小，也最皮，初中毕业后没再读书，“从小辛苦的事情没做过，因为大的（哥哥们）都做完了”。懒散成了生活常态，唱K、骑摩托车兜风、麻将赌博，以及无所事事地喝茶——当地村镇的茶馆，总能见到一些男人，一坐一个下午。

    1995年他第一次“玩”海洛因，是学别人吸，并不知道那叫“毒品”。几年之后，“远离毒品”的口号终于在镇上传播，他在一次抓捕行动中被送到强戒所，3个月，戒断了。

    复吸来得轻而易举。看朋友吸，他心里痒，心想“已经戒了，再吸一两次，应该没事”。结果，一次就上瘾。他怕被家人发现，不敢在手臂上注射，都扎在大腿根部，如今全是针眼。他多次尝试戒断，但无一例外都复吸了。

    嫂子当时与潘俊医生相熟。潘俊是功能神经外科博士，在瑞金医院进修后赴海南工作，致力于推动DBS戒毒的研究。陈启军没有马上决定动手术，而是请潘俊带他去看了另一位手术的病人。碍于潘医生在场，他特意用本地话和那人对话，“我就想知道，手术到底怎么做的，到底会不会变傻。”

    联系妥当后，就在出发前5天，患高血压的老母亲毫无征兆地在家中去世。3天葬礼仪式结束后，陈启军直奔上海，态度决绝。

    躺在手术台上时，他想，这一次，真的是要“改”头换面了。手术完一回到海南，他就去了母亲坟前，“妈，老六来看你了。”“以后，老六好好的！”

    改变

    手术结束后，尚在全麻中的陈启军被送入麻醉后恢复室，等待麻醉苏醒。

    另一例来自上海的美沙酮成瘾者已经到达病房。他是DBS临床研究项目中最新一例，术后27天，来做电极的调整。“病友们叫我猪八戒，因为我戒了八次，都没成。”最后一次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住院，他把电视机砸了。“手术效果很明显。”他说，他从术前每天要喝140ml美沙酮，已经减到每天55ml。按此速度，他希望4个月就能实现完全戒断。

    孙伯民始终看好DBS的治疗效果，并深感推广价值之大。“有太多家庭走投无路，你不可能不管他们。”他发现，很多业内人对戒毒过于悲观，觉得是件不可能的事。

    当然，改变正在发生。各国对待DBS戒毒的态度正变得松动。欧洲的科学家们一直在努力为他们的DBS成瘾研究招募病人；在美国，植入这种设备可能需要10万美元，但阿片类药物（如海洛因）流行所造成的巨大损失，正在促使美国医生和监管机构接受这一项目。今年2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首次批准在西弗吉尼亚州开展一项关于DBS治疗阿片成瘾的临床试验。就在最近，美国将迎来第一位接受DBS戒毒治疗的试验性手术病人。

    （文中陈启军、杨兰为化名）

    （《解放日报》6.30 王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