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平的“白面房子”

    提到解放前老北京历史上的“白面房子”，您可千万别以为是卖副食杂粮的小店，那是地地道道的贩毒窝子！鸦片、吗啡、海洛因就在那里进行半公开的交易，不知毒害了多少人的健康，夺去多少人的生命！但说来稀奇，这样一种丑陋和邪恶的事物，居然在很长时间里屡禁不绝，甚至在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北京城里猖獗至极而无人制裁的存在。

    “卖大盐”实是卖大烟

    民国初年的北京城，毒品问题相当严重，日本学者加藤镰三郎在上个世纪20年代初在北京留学期间，就特别体会到“现在的大烟闹得是非常厉害，烟土的销路也是十分发达”。据他介绍，当时北京的烟土分为三种，一种是“东土”，即东三省出的；一种是“北土”，即口外一带产的；还有“西土”，即山西产的。更奇葩的是除了鸦片烟外，京城毒品还出了一种名叫“金丹”的稀罕物，是吗啡和糖稀兑在一起制作成的，抽了也可以过瘾，模样仿佛是一颗颗绿豆，分白色的和黑色的，价格不算贵，但可怕也就可怕在“物美价廉”上，吸引更多瘾君子购买。“一抽金丹的时候，先咳嗽，慢慢儿地就把肺烂了，所以抽金丹的主儿，简直跟服毒一样，不过是没有服毒死得那么快就是了。”

    那么，北洋政府也多次下达禁烟令，设置了禁烟公所，为什么毒品越禁越多呢？加藤镰三郎说，这是因为所有烟土的运输和营销，背后都有军队的背景。

    当时流行的一首竹枝词，生动地写出了鸦片烟对京城百姓身体危害之严重：“瘾深烟气透肌肤，虽具人形骨已枯，白纸一张颜色变，通称烟鬼却非诬！”

    凡是吸毒者一律枪决

    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了《禁烟法》，要求从1929年3月1日开始，全国禁止吸食鸦片烟，1935年更是加重了对贩毒者的处罚，严重者处以死刑。在这场禁烟浪潮中，北平市政府的禁烟政策和力度非常大。1934年8月至1935年9月间，北平共查获及自行检举吸食海洛因案件682起，抓捕毒贩和吸食者1125人，这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成绩。这期间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的宋哲元，宋哲元对贩毒吸毒深恶痛绝，在百忙之中依然重视和督导禁毒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效。比如在他的支持下，北平市公安局引进了先进的指纹鉴定技术，捕获贩毒者时，将其指纹存案，将来再发现重犯时，核对指纹无误者，即可处以极刑——仅仅1936年5月就处死毒贩5人。

    1936年是北京禁毒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年，因为宋哲元决定以毒攻毒，施行一条极其狠辣的政策：从1937年1月1日起，凡是吸毒者一律枪毙。

    为此，各大媒体，如《益世报》《世界晚报》等，都加大了宣传力度：“凡再有吸食白面扎吗啡的要一律执行枪毙了，有毒瘾的人们，赶快去戒除吧，三个多月期限，眼看就到，那时后悔也来不及了！”

    1937年元旦起举行全市大搜捕，凡是抓到的吸毒者一律枪决，绝不饶恕。1937年1月1日北郊保安队抓获了一个名叫鲁楼信的吸毒者，7天后他在天桥被执行枪决，1月13日又枪决5人，这下京城的吸毒者们才知道，市政府这次不是吓唬人，而是“来真的”，于是贩毒和吸毒的人数都在极短的时间内大幅下降，毒品犯罪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沉重打击。1937年6月23日，一个名叫刘宗贵的人被押赴天桥刑场枪决，在行刑前，他高唱戒毒歌表示悔悟——他极有可能是卢沟桥事变前北京最后一位被处决的吸毒者。

    白面房子

    白面房子，可以理解为“毒品专卖店”。北平的白面房子一般开在东西城靠近墙根，或是离大街稍远的偏僻街巷里。为了方便吸食者进入，大门永远是开着的，一般从清晨开到夜深人静。在整个院子里，白面房子多是北房或所有房子中比较整齐的一间，窗户上糊着白纸，好点的是玻璃后面挡着纸帘，窗户的下方单开一个格子或一个窗洞。买毒品的人需要懂几句“暗语”，不能直接说“买白面儿”，而要说“买药”，躲在窗户后面的人才会把毒品从格子或窗洞里递出来。“买药”不一定要用钱，首饰、当票甚至房契都可以。

    北京的白面房子在1936年的禁毒运动中遭遇过沉重打击，但是卢沟桥事变后，随着日本侵略者占据了北平，这样毒害中国人民身体健康的邪恶事物在侵略者的默许下又死灰复燃。据成善卿先生在《天桥史话》一书中回忆：当时仅天桥几个市场内和主要街道的白面房子就达十三处之多，比现在的便利店开得还密集，“许多人因为抽白面儿而倾家荡产，犯了瘾之后，往往将随身穿戴的衣帽等饰物抵押给白面房子，换取一小包白面儿三口并作两口地抽下去之后，光脚赤背地离去……”

    回顾北平那段在军阀混战和外寇入侵中日益严重的“毒品泛滥史”，也许会让每个人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没有统一、独立和强大的祖国，就不可能有民康物阜、风清气正的幸福生活。

    （《北京晚报》6.27 呼延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