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语文互为师生

    有一种说法颇为风行：近代中国所用新名词多半来自日本，若无日本名词，现代国人无法说话作文了。此议似是而非。

    近代日本创制一批汉字新名；大量选取汉语古典词翻译西洋术语；普及词缀化用法，如前缀（如老～、小～、第～、非～）与后缀（如～者、～力、～性、～化），又借鉴西式语法，丰富了汉字语用，对白话文运动及汉语的现代化进程起到推动作用。

    近代日本对汉字文化发展的促进，主要并不在于提供了多少新词，而在于终结汉字新名的散漫无序、自生自灭状态，界定了中国自创、或由日本制作的新名的古典义、现代义、世界义，并使之贯通，汇入学科体系，并通过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为汉字文化构筑现代性知识系统提供语文基础。这项极有意义的工作，既非中国、也非日本单独完成，而是16世纪末以来的三百余年间，中—西—日三边互动的结果，中国人与日本人在此间互为师生，交相更替创作者与学习者身份，而欧美传教士在中国士人协助下的译创之功也至关紧要。

    日本译词虽有便捷易用的优点，但不应忽略，这些日本汉字词多半源自汉语古典，或用汉语构词法创制，皆与中国文化保有深刻的渊源关系。新近一例颇能说明问题。2019年5月1日，日本天皇更替，新年号“令和”。官方解释此名是从日本最早的和歌集《万叶集》卷五《梅花歌卅二首并序》“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句中择字组成，并宣称这是第一个典出日本古籍的年号。这显然有文化“脱中”用意，但经考索却适得其反。公元8世纪成书的《万叶集》“初春令月，气淑风和”句，脱胎于东汉科学家兼辞赋家张衡公元2世纪初作品《归田赋》的“仲春令月，时和气清”，而张衡又参酌了先秦典籍《仪礼·士冠礼》“令月吉日”句式。日本使用的汉字词汇，多源出中国古典，这是不必也不可回避的历史事实，日本近代翻译西学时创制汉字新语，深植中华文化土壤。

    中日之间的语文交际，呈一种互为师生的关系，今人不必作偏执一端的估量。

    （《光明日报》6.22 冯天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