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渔为何没能成为伟大的剧作家

    明末清初戏剧作家李渔有系统的戏剧创作理论、丰富的指导戏剧演出经验，也不乏深刻的社会批判思想。但究其实际，李渔的创作却并未在古代戏剧史上留下特别辉煌的印记。

    李渔的《闲情偶寄·词曲部》，是我国古代戏剧理论史上的集大成之作。从世界范围来看，这也是一部有着中华民族显著特色的戏剧理论著作。

    李渔对戏剧创作之题材选取、结构艺术、情节安排、人物塑造、语言特质及声音曲律等，无不得其三味，皆有精辟论述。例如，他一反既往的“填词首重音律”，而“独先结构”。这里的“结构”，不只是指戏剧作品的结构布局，更是一种宏观的艺术运思，包括创作题材选择、创作“主脑”确定等。因此，他明确提出：“有奇事，方有奇文，未有命题不佳，而能出其锦心，扬为绣口者也。”

    李渔所处的时代封建专制盛行，但他决不是思想史上的“凡是派”，并不盲从于一般人顶礼膜拜的圣贤与儒家经典。李渔在《读史志愤》一诗中曾写道：“圣贤不无过，至愚亦有慧。”

    李渔交游广阔，对社会生活有着多方面的深入了解，可为什么没能创作出让他登上古代戏剧史“高峰”的戏剧作品呢？这自有诸多因素，但最关键的是他勇于批判社会的精神顶梁柱倒了，也就是说他的人格发生了重大蜕变。

    李渔的《意中缘》作于入清后不久，其中诗云：“从今懒听不平事，怕惹闲愁上笔锋。”一个“怕”字，境界全出，表明李渔在残酷的现实生活面前低下了头。于是，只想在时代夹缝中苟且地生存、享乐。受此影响，主要创作于清初的戏剧作品，包括小说作品，基本沦落为李渔谋生的工具，而不能成为真正富于社会批判精神的文学创作。

    同时，李渔没有固定收入，希望通过戏剧创作、演出来卖钱，以实现享乐。有些作品大肆鼓吹“红颜薄命”，劝诫青年女子做婚恋中的投降派，以利于封建统治。

    毫无疑问，入清后李渔人格蜕变所造成的这种定位，决定了他的戏剧创作必然要规避时代与社会的重大问题。而一个自觉回避时代与社会重大问题的作家，不可能成为真正伟大的文学家。

    （《解放日报》6.18 钟明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