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上古蜀人从哪里来
汪启明、于潇怡在2019年第3期《社会科学研究》上说,中上古时期蜀地是一个移民社会,由传说、文献、考古三重证据可得确认。中上古蜀地居民呈多元混生形态,因移民、融合而产生历史层次性,其底层是上古蜀人;秦汉时期的移民,是蜀人的第二层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古蜀移民,成为蜀人的第三个层次。秦汉移民所形成的接触与融合致古蜀人的结构呈动态性。魏晋南北朝时期,经氐羌僚等少数民族入蜀、侨置郡县,古蜀人的面貌基本定形。蜀地自古以来是大杂居、小聚居的多民族聚集区,其移民的主要成分来源于与蜀地相毗邻的西北、荆楚及周边的少数民族。
环境史研究应有现实关怀
蓝勇在2019年第4期《人文杂志》上说,环境的“改变”绝不等于环境的“破坏”,由此提出环境人类“干涉限度差异”命题。区域环境敏感度天然差异决定了人类改变环境干涉限度区域差异,不同生产力背景下的环境“临界线”差异进而使人类干涉环境的程度形成了时间差。历史时期的资源客观上存在“匠化”“选择”“重建”三种考量过程差异,就会出现主观上资源利用“干涉限度差异”。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学者更应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更应该多储备有关环境、资源的技术知识,更多从事小空间“小生境”的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个案研究,更加重视田野考察在中国环境史或者历史环境地理研究中的作用,努力形成中国环境史或历史环境地理的本土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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