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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历史，中华文化经历了至少四次与外界文化的对视：第一次是大汉帝国时期，这一次是因张骞出使西域之后古丝绸之路的开通，第一次将东方与西方连接起来。海上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甚至更早，根据《后汉书》的记载，大约公元前111年，大汉的商船就经交趾郡的合浦（今广西北海市合浦县）到达印度洋港口，所以当地被确认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
第二次是在大唐时期，这一次是在历经了帝国分离和长期战乱之后的国家统一，以及帝国重新崛起并开创了一个新的盛世帝国之后的文化“探亲”。佛教在汉代传入中国，大唐时期佛教在中国的影响进一步加强，以至于一些人包括玄奘等对佛教的诞生地产生“探亲”的冲动。另外，大唐还有官方的代表经海路到达波斯湾一带，大唐与阿拉伯地区、西域、印度、日本等的文化交往大大超出了第一次。这一次一直延续到大宋时期。
第三次是鸦片战争以后，这一次可谓东西文化在明朝的锁国政策之后的“隔雾看花”。由于东方帝国由盛转衰，所以这一次的冲突性要远远大于对话和交流。
第四次就是在当今，中国重新崛起的进程又把中华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放在新的框架中来认识：中国文化将如何处理与世界多元文化的关系？
从历史发展进程来看，我们发现，中国历史上越是发达的时候就越开放，文化也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大汉时期，历经了文景之治之后，盛世初现，虽有武帝穷兵黩武耗费了不少国家资源，以及西汉后期的王莽改制，但总体上看，大汉的国祚未衰。所以，大汉对待外来的文化都持包容的态度，甚至一度还“追逐”外来文化。大唐时期，民族融合程度非常高，可以说大唐时期的中国就是当时世界的“民族熔炉”。
世界各民族的文化发展都是在与其他民族的文化交流融合之中才走到今天的，任何封闭孤立的文化必然会逐渐被淘汰。文化、文明的发展和传承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淘汰的进程。一个国家只有不断汲取其他民族创造的优秀成果，才能够真正崛起为大国。
（上观新闻 6.16 胡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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