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海外腐败法

    ■【法】弗雷德里克·皮耶鲁齐 马修·阿伦

    《反海外腐败法》一直萦绕在我的心间，它给我带来了牢狱之灾，而我对这部法律却知之甚少。我的妻子克拉拉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份美国律所长达800页的研究文件，其中统计了所有因腐败而被指控的案件。自从拿到这份文件后，我就一直在仔细研究所有案例。

    我发现，这项法律颁布于1977年水门事件之后。在调查导致理查德·尼克松下台的政治丑闻的过程中，美国司法机关揭露了一个暗地资助和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的庞大体系，涉及400家美国公司。调查报告中透露，美国大型军火公司洛克希德为了向他国出售战斗机，其董事会成员已经支付了数千万美元的贿款给意大利、联邦德国、荷兰、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的政界人士与企业高管。这一家丑外扬之后，作为应对，时任美国总统吉米·卡特通过立法规定，立即禁止美国公司向“外国公职人员”（包括公务员、政治领导人、受托管理公共事务的人）支付佣金。这项法律由两个机构负责执行：在刑事上，由美国司法部控告违犯这项法律的公司和个人；在民事上，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起诉涉嫌篡改账本（进而误导投资者）来掩饰行贿的公司。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原则上只会干预在美国证券市场（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上市的公司。

    然而，《反海外腐败法》自从20世纪70年代末生效以来，就一直受到美国主要行业巨擘的质疑。他们认为这项法律可能会使他们在出口市场处于不利的地位。美国政府没有打压自己企业的倾向，并没有大力实施《反海外腐败法》。1977-2001年，美国司法部只惩罚了21家公司，而且都是二线企业。然而，美国雇主协会并不希望这项法律进入“睡眠状态”，美国的行业巨头很清楚他们能从这项法律中获得多少利益。为了达到目的，只需让他们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对手卷入同一麻烦。1998年，他们终于如愿以偿：美国国会修改了法律，使其具有域外效力。此后，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同样适用于外国公司。美国政府自认为有权追诉任何一家公司，只要它用美元计价签订合同，或者仅仅通过设在美国的服务器（如谷歌邮箱或微软邮箱）收发、存储（甚至只是过境）邮件，这些都被视为国际贸易工具。这项修正案就是美国人的一个把戏，他们把一项可能削弱自身企业的法律转变为干涉他国企业、发动经济战的神奇工具。2013年“棱镜门”丑闻爆出，世界各国这才意识到美国的主要数字企业也和美国情报机构分享信息。

    美国还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内发动攻势，督促该组织成员也在国内或区域内进行反腐立法。法国在2000年5月通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颁布《反腐败公约》（9月正式生效）。只是这些欧洲国家没有颁布域外法律的手段和野心，它们最终都掉进了陷阱。一旦某个国家加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合组织反贿赂公约》，它实际上就授权美国可以起诉该国的企业，而它却没办法使用法律手段报复美国企业！

    我从未想过不应该反腐败，腐败是一种祸害。这笔钱本来可以而且应该被用于在很多国家建学校、医院、诊所或大学。当然，我们必须同这种恶行进行斗争，但是不应该搞错斗争对象。

    首先，美国《反海外腐败法》在道德的掩饰下成为一种非同寻常的经济统治工具。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罚款总额都不是很高，但自2008年开始呈现爆炸式增长。其中，外国企业的贡献最大。当然，美国公司也是被调查对象，但令我惊讶的是，在实施《反海外腐败法》的近40年里，美国司法部从来没有在石油业巨头（如埃克森或雪佛龙）或国防业巨头（如雷神、联合技术公司、通用动力）的交易中挑出什么毛病。为何这些美国巨擘无须支付巨额佣金，就能成功签订处于高度敏感领域的合同呢？我从事这个行业22年了，我不相信。我们必须睁大双眼看清楚，美国司法部不是独立的，而是长期处于美国强大的跨国公司的控制之下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后，我还意识到，绝大多数时候，美国司法部都是在美国的大型企业被他国法院起诉之后，才会对它们提起诉讼。随后美国收回调查权，让它们“回家”受审，然后它们就可以为所欲为！

    同样，我发现在美国司法系统里，不仅仅是关于我的案子，所有案子都是一场交易。美国司法部一旦怀疑企业行贿，很快就会与涉案企业首席执行官取得联系，然后给他提供几种可能的情况：要么同意合作，并自证其罪，然后开始漫长的谈判（99%的案子都是这种情况）；要么选择反抗，走诉讼程序（在我研究的几百个案件中，只有两例是这种情况）；要么用拖延战术（比如阿尔斯通案），但要自担风险。不幸的是，我的案子进展不是这样的。阿尔斯通的总裁柏珂龙试图让美国司法部相信他进行了内部清理，但他其实是在玩火。

    （选载三）

    （《美国陷阱》中信出版社2019年出版 法意/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