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肝硬化相伴50年

    ■胡冰霜

    1990年左右，四川美术学院的书画大家黄原教授常来成都。他身形清瘦，风尘仆仆，精神矍铄，看上去颇有魏晋风度。

    我发现黄老师站定后似乎总有一阵轻轻的气喘，就问他有没有什么不舒服，他笑答：“没啥子，各方面都很对头，几十年都没进过医院了。”我让他做个常规体检，腹部超声检查的结果有些不妙：他的肝脏上爬了一道道粗大的纤维条索。做超声波的医生连声招呼大家：“哎呀，快来看，这是标准的血吸虫性肝硬化，肝脏像‘龟板’一样发生了变化，难得看到！”以前，血吸虫病在南方乡间很流行。人们下水田时常被寄生于钉螺体内的幼虫感染。患者骨瘦如柴，肚子胀得很大。“千村薛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两句诗生动地描述了当时的景象。而胸片结果似乎更加凶险：慢性支气管炎、肺气肿、肺源性心脏病……

    看上去黄老师已病入膏肓，但黄老师却不这样想。当看到“血吸虫性肝硬化”的诊断时，他连连点头说：“是的，1950年我在重庆医学院住院时，苏联专家就给我做过肝穿刺活检，确诊是血吸虫肝硬化。事实证明，苏联专家的诊断完全是正确的。”看来他对苏联专家十分钦佩。接着，他竟笑逐颜开道：“肺心病嘛，没得啥，我好好的，吃得也动得。”

    “你还是要注意身体。”我劝他。“我晓得。各有各的办法，我有我的糊涂疗法，我要活到120岁。”他告诉我，糊涂疗法的主要内容是继续读书、写字、画画、聊天、散步、做事……还有坚决不和医院打交道，不吃任何中西药。说着说着，他口气变得很决绝，说越是去看病，病就越多。我有些哭笑不得，但也不由感慨他果然是好心态。

    此后，他便隐居在广汉写字、画画，偶尔出门写生、访友、办事。虽仍常常气喘，但总的来讲，他的精力、体力都挺充沛。他信奉自然主义的生活理念，认为清寒、简朴即高贵。他每天5点半就起床，把时间分成三段：清晨画画，上午读书，下午会友或出门。偶尔兴起，他便信手提笔，鸿雁传书，邀请知音二三相聚：“现时广汉桃花（或荷花、菊花、梅花）盛开，请拨冗前来一叙，观鸭子河流水，访三星堆立人，看霍家庵书阁……”

    偶尔，黄老师会提起，美院的许多旧交早就不再作画，每日怨天尤人、虚度时光，因此他选择来到广汉学习、创作。他以艺术家的孤介，看淡滚滚红尘。他自己买菜，做饭，手洗衣服，自制豆豉、腐乳、豆瓣酱、三合泥、红烧肉。应邀去他那里做客的人，不仅肚子装得满满当当，往往还提着腐乳、三合泥离开。

    十几年过去了，黄老师一直实践着他的“糊涂疗法”，几乎与医院、药物无缘。好在常有远近的学生对他的生活稍加照料。2007年秋天，85岁高龄的黄老师突然感冒、发烧、咳嗽、气喘。亲友们马上将他送到医院治疗。三周后，黄老师驾鹤西去，走得从容、潇洒。

    据说病前几天，黄老师仍在画画。他最后的画作是一块石头，上面布满浅灰的苔草，一只黑色的猫咪在旁观看。住院期间，他兴致很高，与诸多前来探望的学生畅谈中国文化和艺术传承、教育和国际化等问题。他一如既往地对中华文明充满信心，且为此努力了多年，这是他最后的念想和吩咐。

    （选载十）

    （《与病对话：全科医生手记》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