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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摘报 2019年06月08日 星期六

    贺敬之与长诗《回延安》

    《 文摘报 》( 2019年06月08日   05 版)
    1956年3月重回延安的贺敬之(左)与延安桥儿沟支书赵步喜(中)

        《回延安》是中国当代著名诗人贺敬之的代表作之一,它抒发了诗人1956年重回阔别十余年的延安时的激动与喜悦之情,赞颂了延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贡献和新中国成立后的变化。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脍炙人口的诗句在几代人中深情传唱,它之所以能打动无数读者的心灵,就在于它对革命圣地延安的真挚情感和对延安精神的礼赞。“回延安”已成为一种重要的精神象征,提醒中国人民时刻不忘初心,矢志永远奋斗。

     

        1956年3月,32岁的贺敬之赴延安参加团中央组织的西北五省(区)青年造林大会,这是贺敬之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第一次回延安。不同于雪花纷飞的北京,飞机进入了无边的黄土高原,望见窗外奔腾的滔滔延河,贺敬之的心紧张得缩成了一团。近乡情更怯,他曾在延安生活了整整6年,是延安人民黄澄澄的小米把他养大。

     

        1938年,14岁的贺敬之离开硝烟炮火中的家乡台儿庄,踏上追寻革命与真理的道路,他追寻已内迁的学校,辗转了大半个中国。在“保卫大武汉”失败后,学校又迁往四川。学生们跟随学校一路走,一路寻找着救国之道,目睹了日寇的残暴与国民党军队的无能。贺敬之与另外三位同学毅然踏上了北上延安的道路。他们走了一个多月,沿着川陕公路,穿过偏僻的小道,一路遇到不少艰难险阻,甚至还迷了路,最后到达西安八路军办事处驻地七贤庄,后来贺敬之在一首诗中写道:“死生一决投八路,阴阳两分七贤庄。”

     

        1940年,贺敬之终于到达延安。在延安,贺敬之进入鲁迅艺术学院学习,1941年入党。1945年,21岁的贺敬之参与创作了新歌剧《白毛女》,是剧本的主要执笔者。此外,贺敬之还创作了《南泥湾》等至今传唱的歌曲的歌词,迎来了他创作生涯的第一个辉煌时期。可以说,在延安受到的革命与文学的教育奠定了贺敬之一生的底色,也让他对延安产生了如同再生父母般的深厚感情。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在胡宗南的指挥下进攻延安,按照党中央的部署,鲁艺等文化机构经张家口进入华北地区,贺敬之从此离开了延安。

     

        10年之后,中国革命已经取得了胜利,社会主义建设高潮正在到来,贺敬之在这个时候回到其革命与文学生涯的起点延安。从五里铺到南关的河滩上,热闹的锣鼓唢呐声响了起来,头扎雪白的羊肚子手巾、腰系紫红色腰带的男女老少,扭起了陕北大秧歌,他们是欢迎贺敬之一行的延安人民。贺敬之欣喜地发现,熟识的延安已旧貌换新颜:杜甫川上,架起了宽大的钢筋水泥大桥;南关大街两侧是一排排的百货店、新华书店、饭馆、人民医院……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冲击着贺敬之的心灵,最终凝结为这首脍炙人口的诗歌《回延安》。

     

        其实在回延安之前,贺敬之并没有想要写诗,而只是打算写几篇报告文学和新闻报道,所以他先后给《中国青年报》写了报道《绿色旗帜下的红色高潮》、散文《重回延安——母亲的怀抱》。青年造林大会结束那天,要举行一个联欢晚会,大家让贺敬之出一个节目。贺敬之想了一下就答应了,表示将用信天游的方式写几句诗。延安的三月还很冷,夜间一边哼唱着一边写,一边激动地流着泪,不觉中感冒嗓子失声了,不能上台朗诵,却一口气写出了长诗《回延安》。

     

        关于《回延安》的发表,还有一则小插曲。郭强当时是西北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被安排与贺敬之住在一个宿舍,“几天后,两个人比较熟悉些了,郭强问贺敬之到延安后写了什么大作。诗人风趣地说,只有几首‘小作’,还是陕北民歌信天游,是老调子了,正在改。郭强趁热打铁,向他索稿,说:‘信天游更好,我们广播电台可以请人朗诵,还可组织文工团的歌唱家演唱。’贺敬之听了,欣然应诺。

     

        “大会闭幕后,郭强回到西安。对《回延安》这首诗,他一面请话剧团著名演员张痴同志朗诵,一面准备请刘燕萍同志用信天游演唱。但谁能料到,他的播出计划竟然没有获得主编的批准。西安《工人文艺》编辑杨小一同志看了《回延安》诗稿,大加赞赏,连声称好,他拍着胸脯说:‘你先不要送《延河》,让我们《工人文艺》发表!’隔了几天,郭强向他打问情况,他悻悻然地说:‘我们的头头,也是有眼无珠,我和你一样,做不了主,送《延河》吧!余念是诗人,他们识货!’余念即诗人玉杲,当时是《延河》的副主编,经郭强打电话联系,他让立即把稿子送去,接着编辑部来电话表示:‘好!他们不发我们发!’”

     

        就这样,《回延安》在被一家电台和一份刊物拒绝之后,终于在1956年6月号的《延河》杂志上发表了。

     

        (《光明日报》5.31 李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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