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的上海典当行

    读过鲁迅《呐喊》的人，不会对当铺产生好感。“我有四年多，曾经常常，——几乎是每天，出入于质铺和药店里……”鲁迅说的“质铺”，乃旧时典当业的一种形态。在民国文人的笔墨里，当铺被称作“穷人的娘舅家”，是贫苦大众手头拮据时救急解困的地方。

    老上海的典当行，按照当时发行量最大的《申报》描述，一度“像烟纸店一样的普遍”，最多时竟达1000余家。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大上海，成功接管了事关城市经济命脉的金融行业。对于星罗棋布一般洒满黄浦江畔的典当、钱庄、银行等私营金融机构，究竟是即刻取缔还是逐步恢复？这是摆在新生的人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选择题。

    那时，经常出入当铺的群体主要是失业者、小职员、商贩等，求当的原因不外乎长期失业、工资脱期、收入不够维持家用、筹措生意本金等。上海刚获解放，百废待兴，失业、半失业人群庞大，存在依靠典当质押借贷应付燃眉之急的客观需求。

    “富离不开药铺，穷离不开当铺。”相比私营银行钱庄业的监管，政府对典当业采取了较为灵活、宽松的政策。在人民政府的鼓励下，当铺纷纷“老店新开”。

    从旧时代走来的典当业主，尽管在主动适应新社会，但唯利是图、背信弃义的经营积习依然难改。当铺掌柜居高临下，盛气凌人，坐在围栏后面拖着长腔数落着当物：“虫吃鼠咬、光板没毛、破烂棉袄一件——”身无长物的客户不得不忍气吞声。

    短短数月间，《解放日报》就接到了13封读者来信，普遍反映当铺利息高、期限短、当额小、当不到钱款以及经营态度恶劣的现象，呼吁政府对其加强整顿改造。

    针对典当业贱买贵卖、巧取豪夺的种种乱象，上海市公安局及时颁布《典当及旧货业暂行规则》，依法处理违规当铺。而解放后成为上海市典当商业同业公会主任委员的张应礼约见上海市工商局高科长，经过一番沟通，将典当业的“老规矩”按月计息改为按期取息，月分3期，10天1期，期息也从3角3分主动降至2角2分，并随市场行情机动调整当息。

    至于当票，那字体龙飞凤舞，世代相传，比医生处方更潦草，长期以来遭人诟病。据说这“画鬼符”一般的字体乃当铺自造，局外人很难辨认，目的是为防当票遗失后，被人拾获知悉所当物品而去冒领。为方便布衣百姓，典当业决定革故鼎新，废弃传统当字，改用通俗字体记载，给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市民吃下一颗“定心丸”。

    另一个典当业的陈规陋习也得到了遏制。原先当铺对于收当物品的质量评估与记录，无论新旧好坏，一律冠以“破旧”字样。当铺此举为的是物品存当期间万一有所蚀损，可以逃避自家责任，而当物一旦“死当”，则可多卖价钱。上海市工商局认为，这种“霸王条款”属于封建残余，当铺接纳当物就应承担保管责任，当物受损须由典方予以赔偿，天经地义，理当如此。

    一手严于监管，一手乐于扶持，典当业也获得了人民政府的“输血”支持。申城解放伊始，许多当铺寅吃卯粮，左支右绌，有的当铺无奈采取“一日受当，三日停当”或者“只赎不当”的办法应付局面，一时间民怨沸腾。政府鼓励当铺走联营互助之路，并通过人民银行发放数笔贷款，聊补当铺“无米之炊”，拒当现象大为缓解。

    伴随着城市经济复苏，失业群体“缩水”，社会救助和保障机制破土而出，前来“穷人的娘舅家”串门的市民日削月减，典当业务趋于萎缩。1958年，“典当”成为一段时期里的历史名词而被收入了金融教科书。

    （上观新闻 5.30 黄沂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