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美国著名的认知心理学家安德森与其合作者通过实验发现,当事物存在两面性时,如果你解释了其中的一面,可能相信这一面更重要,而另一面会被忽略,这就是所谓的解释效应。
假如有人问你,为什么外向的人比内向的人更易在学术上获得成就?你可能回答道:依靠他们的社会技能,外向的人可以从教授和朋友那里得到帮助。在回答完毕后,你就倾向于认为性格外向有助于从事学术研究。但若把问题替换为:为什么外向的人比内向的人更不容易在学术上获得成就?此时你给出的答案也许是:外向的人会花更多的时间在社交而非学习上。在回答完毕之后,你就倾向于认为性格外向不利于从事学术研究。
为什么会出现解释效应呢?原来,为节省认知资源,人们倾向于根据那些容易获得的信息对事物作出判断,这一决策方式被2002年经济学诺奖得主、行为经济学大师丹尼尔·卡尼曼及其合作者阿莫斯·特沃斯基称为“易得性启发式判断”。具体来说,当解释行为发生后,自己所给出的理由一定还盘桓在脑海中,非常鲜明,结果成为一种具有高度易得性的信息,对人们的后续判断产生重要影响。
研究发现,即使及时获得“所给出的解释与事实不相符”之类的反馈信息,人们仍然会受到解释效应的影响。由此可见,易得性启发判断作为一种本能性决策方式,是多么根深蒂固。这进而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诽谤会对名誉产生很大的伤害——假设有人公开对另一人进行了非常负面的评价,我们可能会立即回想起一些支持性证据,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换言之,我们潜意识地对负面评价进行了解释。即使负面评价最后被法院判定为诽谤,但由于解释效应,被诽谤者的名誉仍很难在我们心中得到完全恢复。
(《今晚报》5.31 文翰)